以往的研究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资料考察提出质疑,认为土地集中程度与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参加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因素。(22)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革命史的研究更为细化,注重革命中的群众动员、革命的生存和发展机制等。有学者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系统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与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等。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们从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中共在战时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管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使得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3)

　　刺杀宋教仁案被成为民国第一案,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199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24)尚小明《宋案重审》一书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25)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26)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揭示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27)

　　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考察了革命与反革命相关话语的形成及影响,展现了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对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诠释与话语权的争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国政治的认识。(28)

　　外交史研究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外交史研究对档案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对史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关注。除前述中国史学会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外,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们继续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卫东《中外旧约章补编》对于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增补,李育民团队对外交史必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进行了整理标点。总字数达1000万字的《******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0卷24册),努力发掘整理民国外交史上的中外文档案文献,以方便读者使用的专题方式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对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学者们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北京政府参与一战和南京政府在二战中的外交,是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热点。对于过去一直给予负面评价的参与一战举动,研究者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起点。(29)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从前期的苦撑待变到后期的争取大国地位,研究者也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有关抗战时期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被学界、被社会逐步认可的过程。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确认了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