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史上的一些错案疑案得到了平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评价。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比较薄弱;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不应出现的空白。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改革开放后,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应忽视。对于统治阶级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曾经在某个时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于是,晚清统治者、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对于晚清政府,除了在改革开放之初讨论较多的洋务运动外,人们逐渐对清末新政给予了较多关注。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以往的研究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翻版”,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等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时十年的“清末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所谓“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

　　对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往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研究者首先在外交领域注意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是有一番作为的。它曾经发起一个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争取关税自主,争取废除治外法权,并取得一定成就。继而研究者也注意到,北洋政府的内政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长期以来学界将段祺瑞执政府为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有学者对善后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16)

　　与此相关联,人们对于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改良不再仅仅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革命的序曲与革命的同盟军。改良的进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改良的失败为革命积蓄了动力,而在革命蜂起之时,改良者通常又会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推翻封建专制的晚清革命如此,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在这一视野之下,早期维新派、改良派都获得了重新观察的机会,其历史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且发展势头迅猛,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前30年的研究中,社会史不被作为专史学科,一些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附属在革命史、经济史的叙述中。改革开放后,反省我国现代化迟缓原因成为引领史学转向的契机,一直没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社会史开始孕育萌生。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社会史开始复兴。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研究成果的持续增多,中国近代社会史这个新生学科日益成长(刊于1992年第5期),标志着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内“社会史”学科得到确立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