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 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视野日渐狭窄、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以论带史走向极端,史学研究沦为政治的婢女,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取代,使史学的学术功能严重萎缩。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有学者统计,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200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④

　　十年“文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40余人组成的******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提出“力求材料可靠,能说清事实,并少作评论”的基本方针。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民国史与革命史、中******史的区别在于,“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而民国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⑤这一指导思想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在极“左”思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史研究明确以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⑥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评判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不再是书本曾经怎么说,也不再是伟人曾经怎么说。历史学不再是阐释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工具,其科学性得到了确认。同时,人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人物也不再是神魔对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为人们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下观察。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⑦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平均思想、“让步政策”等展开热烈讨论。⑧在重视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有学者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和参与。⑨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随着视野的开阔,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制,革命才成了优先选择,但追求近代化的努力不可忽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