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理论探讨。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第二、既注重中国特色,又注重与世界的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徒姿态”矫正之后,平等对话随之展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的发展中展开的,我们既要从世界的发展中观察中国,也要从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中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学问,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学,并努力化除其中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缺少了中国特色,只是邯郸学步,那就缺少对话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强调“中国特色”,而缺少共同关怀和普遍意义,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那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我们期待,中国学术将在繁荣开放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大放异彩。

　　第三、注重不同学科的融合发展。在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前述商会史、社会文化史等皆是不同学科融合发展的产物。这一融合发展的趋势是学科发展自然产生的要求。新近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将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史研究所及历史理论研究所六大研究机构纳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大旗之下,其使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所说:“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这个融合发展,既包括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也包括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研究的融合发展,还包括文献研究与考古发现的融合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不仅包含着中国近代史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发展,还包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研究视角、方法和成果的借鉴。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便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70年来,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变局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历经起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丰富,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他们活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领域,分布于各年龄层次。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世界还在变,但我们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继续发展和繁荣下去。

　　感谢我的同事崔志海、高士华、黄道炫、李长莉、李细珠、刘萍、罗敏、徐秀丽、张俊义、赵庆云、郑大华、周祖文等提供的各学科发展报告。本文不是近代史研究的综合发展报告,有限的篇幅不足以容纳各学科的学术成就,只能择其一二,有选择地勾画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难免有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