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体制完备、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的历史学重要分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如今,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已经大大缩小了曾经有过的与海外学界的距离,并在若干领域及若干专题形成超越,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回顾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有如下深切体会。

　　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共和国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也出现曲折;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便呈现勃勃生机。社会环境与学术发展的紧密关系,不只是指社会环境的宽松为学术的自由和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指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推动着人们去思考去研究。这是近代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总是与时代存在着呼应关系。在社会注重阶级与革命的年代,革命史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当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时,人们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的转移并不是学者的偶发兴趣转移,而是时代的需求。社会需求是学术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它又丰富着时代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响溢出学界,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的若干成见,影响着社会认识的变化,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它对改革开放的国策形成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这种影响有的显现很快,有的则比较缓慢,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为社会接受,成为社会共识。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正确地认识与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道路选择,对于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讨论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和以势压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其中,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当“现代化范式”提出之后,它与“革命化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锋,主要围绕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而展开,双方都曾主张以自己的范式来包括对方。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这一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警戒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2015年,中国史学会成功主办了第22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百年来这一国际史学盛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外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人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这种引进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和简单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态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经历了争鸣与完善的过程,产生了深广影响。如前述现代化理论的引进,便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有关“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也是如此。自1984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1989年出版该书中文版以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41)“中国中心观”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刘大年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42)也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