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形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1840—1919年的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划分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起为标志,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种划分无法让人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完整性,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国初期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把1840—1949年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今,将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

　　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如果说70年的晚清史是中国地位向下沉沦的过程的线年的近代史则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这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也不仅体现在学科体系逐渐完整与合理,更多地则体现在各类专题研究深入发展上。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逐步进入到精耕细作阶段,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深度发掘,还原丰富而真实的历史。事实上,也唯有进行精细化的研究,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才能把握历史大局,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可以说,今天很难找到40年来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专题论述。若干基本史实的重现,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若干历史叙述经历了一个史实梳理或重新认识的过程。作为近代起点的鸦片战争,研究者自然给予了较多关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与剿抚政策的变化、战争中中英双方的兵力情况、战略战术及清军战败的原因、战争期间的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若干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该书出版后虽引起过争议,但该书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此后,《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等专著,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和条约的酝酿与形成进一步展开了深入探讨。(18)

　　对于改良派的研究,则跨过对其历史作用的宏观讨论阶段,进入到更为细节的研究,使人们对改良派的作用有了更为具体、更为丰满,也更为准确的认识。有学者对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是否真的发生过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在变法中和变法后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还有人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19)这些讨论,丰富了对改良派人物及改良派作用的认识。

　　中共建党时期的若干问题也得到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史实得到更正和确认,使中共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

　　对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评价也更为客观。金冲及研究了湖南农民运动兴落的历史,指出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和7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运动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表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20)湖南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过火倾向。有学者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