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这一框架的建立,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尤其是对于阐述中国革命致胜之由,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再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趋向负面评价,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门。

　　这17年也是中******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共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这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研究革命史的著作和教材还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这些著作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干,叙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基本构建了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革命史的叙述逻辑,其主脉络长期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史所沿用。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主要包括:何干之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刘大年主编的《美国侵华史》、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丁守和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这些著作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科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史料的重视,可以说是新旧史家的学术共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史料自不必说,革命史学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原本亦是旧史学的翘楚。如,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范文澜幼时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参与过“整理国故运动”;刘大年离世前最后的著述是《评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学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练,传承了重视史料基础工作的史学传统。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2758万字。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中有4种丛刊(丛编)影响较大。一是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二是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三是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四是“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②这项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学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些出版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仍为学者必备。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③ 1956年6月,在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约2000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内部查阅。这一汇编为后来出版的《******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