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则朝着更为缜密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学界先后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区域经济史、计量经济史等。新制度经济史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探讨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它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比较经济史注重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过程的差异和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和共同点的原因与后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36)区域经济史原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范围,1980年以来受施坚雅模式影响,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向国际学术潮流靠拢的趋势。近年来,区域研究方兴未艾,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述。同时,区域研究的方法还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产生了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商业地理内容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商业地理学著作。

　　特别要提及的是计量经济史。计量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首先兴起的学科,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经济史学界开始不断升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中,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比较重视生产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定性研究较多。到20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进行定量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是在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学界如今对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及工农业生产值都有了比较准确的研究。许涤新、吴承明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标杆。该著作分别估算了1920年和1936年的全国总产值,为此后的GDP研究树立了理论和方法的样板,奠定了研究的基础。此后,学者们对若干年份的GDP进行了系统的估算或验证,为评估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可供比较的基础。但是,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方法不同,所得出的数据也多有不同,有的差别较大。然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可以预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GDP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

　　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不仅反映为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同时在学术发展内在逻辑和外在社会改革刺激的引领下,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日益深化,研究重心也发生着转移。从最初的“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城市社会”等议题,发展到“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等。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史研究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研究、城市研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乡村与区域社会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与近代社会转型、女性社会角色与地位的转变、宗教信仰的中西交汇与消长盛衰等领域或专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30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呈现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商会史或许可以视为社会史和经济史融合发展的领域。数十年来,商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地域不仅涵盖了上海、苏州、天津等城市的商会,还覆盖了内地中小城市商会及海外商会。(37)学者们对商会的起源和性质、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现代化开展的作用、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章开沅指出,清末商会的诞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38)关于商会是官方机构,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末商会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对商会组织结构、功能、商会资产阶级成长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作了研究。马敏认为,以商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39)张俊义有关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的研究,从一个特例钟探讨了商人团体再寻求发挥政治作用的过程中与孙中山政府的冲突,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明确指出该事变并非由英国所策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