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它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是一场反动的运动。新的研究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虽然这场运动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相连。李时岳在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四个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⑩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对者的质疑。

　　在新的视角之下,以往被视为近代革命推动者自然也是社会发展推动者的阵营,也经历了研究者的重新审视。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在肯定历史合理性的大前提下,运动的落后与弊端被展示出来,而不再是以往的高大上的理想叙述。人们注意到太平天国领袖的皇权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国实行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领袖集团的享乐与下层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对太平天国的领袖提出了批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进行了讨论。尽管意见不一,但这一政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对于义和团运动,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绝对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11)这样的研究是否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并非如此,它告诉人们,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在代表新兴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出现之前,旧式农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中******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长期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对于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和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中******史领域开始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如对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以往的结论指责陈独秀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研究者指出,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者考察了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的空间。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12)

　　瞿秋白以往被指责为自首变节的叛徒。1979年,陈铁健发表《重评〈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既没有损害党的事业,更不是所谓叛徒的自白书。(13)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众多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讨论,涉及文章达百篇之多。

　　研究者对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梳理。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戴向青等对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14)有关西路军的研究,过去被视为禁区,并将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相联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经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指出西路军并非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由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这一研究还西路军将士以历史公道。(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