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并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即已开始。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系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则缘于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革命,需要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需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作出自己的解说。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框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起始于延安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完善与体系化。观察7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距离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展。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组建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间(1949—1956),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建立近代史研究体系和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唯物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主政后大力推行自己尊崇的意识形态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基础。

　　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叙述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①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中国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则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主张将下限划至1949年。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由此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分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