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否也曾存在过某种被驯化的栽培藜,目前还不清楚。通过现生标本比对发现,东阳遗址出土的藜种子与现生藜的种子不论是尺寸大小还是形态特征都没有显著差异,判断应该是野生种。那么问题是,东阳遗址古代先民为什么要采集和储藏数量如此巨大的野生的藜种子?我们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作为食物储藏。自然生长的藜科植物的种子虽然细小,种皮较硬,不是理想的人类食物,但经过加工还是可以食用的。例如在我国北方地区生长的一种藜科植物沙蓬(Agriophyllum squarrosum),其种子虽然细小,但富含蛋白和脂肪,被称为沙米。《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作为粥,滑腻可食;成为末,可充饼茶汤之需。”当然,藜的种子较沙蓬的种子更加细小,口感差,但也可以食用,再考虑到藜科植物盛产种子的植物特性,所以在农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藜很有可能被人类作为食物采集并储藏。事实上,与之相似的考古发现曾有过报道,例如在西安鱼化寨遗址一座仰韶文化早期灰坑H201中出土了近24万粒藜的炭化种子。在汉阳陵的外藏坑DK15内发现了大量的藜科植物种子,被鉴定为杖藜(C. giganteum)。等等。

　　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起始的标志是出现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人类耕作行为(cultivation),完成的标志是在距今6000~5000年的农业社会的建立,在这之间是一个历经数千年之久的过渡阶段。

　　20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的发现和近些年来一系列仰韶时期考古遗址的浮选工作,为我们探讨渭河平原的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根据出土农作物遗存和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初期,渭河平原就已经出现了农耕生产,但当时的社会经济主体是采集狩猎,属于农业范畴的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在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渭河平原仍然处在农业起源的过渡阶段,期间采集狩猎在当地人类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的比重日渐增强;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渭河平原率先完成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进入到了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

　　东阳遗址浮选结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生产特点的认识。例如,在仰韶时期浮选样品中出土了丰富的水稻遗存,以及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的稻田杂草,这说明在仰韶文化时期,由于湿润多雨的大暖期气候,渭河平原的古代旱作农业生产中也包括有水稻的种植。当然,渭河平原毕竟属于旱作农业生产区,水稻的种植仅局限于某些特殊区域,如东阳遗址所处的潮湿低洼环境。从整体上讲,仰韶文化时期渭河平原的农业生产特点仍然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即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

　　东阳遗址拥有夏商周至西汉的连续文化堆积,为我们继续探讨渭河平原古代农业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资料。略感遗憾的是,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仰韶时期和西周时期的浮选结果,东阳遗址其他时期的浮选结果都不理想,浮选样品数量少,出土植物遗存贫乏。例如,属于夏商时期的浮选样品仅有7份,出土了60粒炭化植物种子;属于东周时期的浮选样品有12份,出土植物种子373粒;属于西汉时期的浮选样品有11份,出土植物种子316粒。从表一可以看出,采自随葬陶器内积土的浮选土样是导致东周时期和西汉时期浮选结果贫乏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墓葬内埋藏炭化植物遗存的几率较低,再加之陶器内积土的土量有限,所以采自随葬陶器内积土的浮选土样中炭化植物遗存贫乏是不难预料的。如果不考虑随葬陶器浮选土样,东周时期浮选结果实际上还是比较丰富的,在5份采自灰坑的浮选土样中共出土了炭化植物种子339粒,其中包括粟、黍、小麦、大麦和豌豆五种农作物,合计220粒,虽然仍然不及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丰富,但二者之间具备了一定的可比性。另外,夏商时期浮选结果虽然非常贫乏,但出土植物种类还是多样的,因此也可以勉强与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浮选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