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浮选法获得的植物遗存在绝对数量上是有误差的,这些误差是炭化植物遗存在堆积过程中、埋藏过程中以及被提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时,除了要考虑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外,还应该结合其他计量方法,如出土概率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是指在遗址中发现某种植物种类的可能性,是根据出土有该植物种类的样品在采集到的样品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得出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不考虑每份浮选样品所含的各种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仅以“有”和“无”二分法作为计量标准,统计结果反映的是植物遗存在遗址内的分布范围和密度。从理论上讲,与人类生活关系越密切的植物种类被带回居住地的可能性越大、频率越高,因而被遗弃或遗漏在遗址中的几率就越高,散布在遗址中的范围就越广,由此反映在浮选样品中的出土概率也就越高。与出土绝对数量相比较,出土概率的统计数值虽然相对笼统宽泛,但却大大地降低了误差率,更接近真实。据此,当浮选出土的某一种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的统计数据不一致时,应该以出土概率的统计结果为主。

　　从表三可以看出,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水稻遗存的出土数量虽然非常突出,但出土概率并不是很高,统计数值为38%,不仅低于粟,而且还低于黍。所以,如果依据出土概率的统计结果,水稻在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实际是低于粟和黍两种小米。换句话说,虽然由于遗址周边环境的特殊性,东阳遗址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中水稻种植的比重相对较高,但也没有超过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粟和黍的统治地位。从整体上讲,仰韶文化时期渭河平原的农业生产特点仍然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即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特点。

　　稻属植物原本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但栽培稻在人的帮助下可以在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现如今我国水稻种植的北界已达到黑龙江省的黑河市。水稻种植的范围大幅度向北延伸是得益于东亚季风气候的特点,即纬度越高季节性反差越大,具体地讲,在我国的高纬度地区,不论冬季有多么寒冷,春季迅速提升的气温和夏季持续的高温足以保证一季水稻的良好生长。但是水稻毕竟是湿地作物,生长期的大部分时间均离不开水。由于整体水资源的缺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中,水稻的种植规模和比例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超过旱地作物,包括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

　　除了东阳遗址之外,还有一处分布在渭河平原的仰韶文化时期考古遗址出土水稻遗存相对比较丰富,即华阴兴乐坊遗址。根据浮选报告,在兴乐坊遗址11份仰韶文化中期浮选样品中发现了粟、黍和水稻三种农作物,合计685粒,其中水稻遗存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多,但出土概率达到了38%,与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水稻遗存的出土概率完全相同。兴乐坊遗址与东阳遗址相邻,直线千米,相同的潮湿低洼遗址周边环境应该是这两处遗址出土水稻遗存相对丰富的主要原因。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浮选样品中发现了小麦遗存。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截至目前,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比较可靠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属于龙山时代,绝对年代在距今4500~4000年,其中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龙山时代小麦遗存都出土自山东半岛一带。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准确的年代测定对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证据。但是,东阳遗址仰韶文化堆积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800年前后,从中发现的小麦遗存如果不是出土层位被混淆,其年代比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还早一千余年,实属异常现象。

　　一般而言,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在年代上如果出现异常,最大可能是出土层位的混淆。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皆因埋藏在土壤中才得以保存,但土壤自身的特性以及自然界中各种因素对土壤的作用可能会扰动埋藏中的古代文化遗存,由于炭化植物遗存如植物种子的个体非常细小,在埋藏过程中受到扰动的可能性更为严重。例如,植物根系在生长过程中对周边土壤产生的机械挤压作用,以及植物死亡后其根系腐朽在土壤中造成空洞,都有可能改变炭化植物遗存的埋藏层位或位置。再例如,生活在土壤中的蚯蚓、蚂蚁等蠕虫或昆虫的活动也能够对埋藏的炭化植物遗存造成搬运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东阳遗址出土的4粒属于仰韶时期的炭化小麦粒中,唯一一粒完整的是在柱洞样品中发现的,这对判断仰韶时期小麦遗存的确切年代增添了更多疑点。总之,对于东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小麦遗存应该持谨慎态度,对其年代不能过早下结论,有待于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并参考更多的相关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