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从北方旱作农业区退回到南方稻作农业区,这一历史回归为什么会发生在西周时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其一是发生在西周中期的大幅度降温事件,古本《竹书纪年·周》记载:“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这次突发降温事件造成了中国北方出现了短时期的气候变干变冷,致使许多区域失去了水稻的种植条件。其二是西周时期小麦种植规模的大幅度提高,为北方地区农业种植制度的改良提供了更好的农作物选择。前面提到,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水稻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替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但小麦却具有这种潜力。与水稻相同是,小麦是高产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与水稻不相上下;与水稻不同是,小麦是旱地作物,更适合在干旱和半干旱的中国北方地区广泛种植和推广。在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中,小麦遗存的大量出现伴随着水稻遗存的几乎消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七种农作物,除了上面讨论的粟、黍、小麦和水稻之外,大豆和大麦也值得关注,虽然这两种农作物的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都不是很突出,但也分别占到了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大豆遗存,在17份浮选样品中发现了142粒炭化豆粒,超过炭化黍粒的出土数量,而且出土概率也达到了29%,说明在西周时期农业生产中大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农作物品种。出土的红小豆也很重要,但由于仅发现了一粒炭化豆粒,存在各种可能性,所以不便展开讨论。综上所述,在出土农作物中相对重要的有粟、小麦、大豆、黍和大麦。这些农作物中既有谷物如粟、黍、小麦和大麦,也有豆类作物如大豆;即有秋熟作物如粟、黍和大豆,也有夏熟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即有耐旱作物如粟和黍,也有灌溉作物如小麦和大麦,表现出了典型的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

　　所谓“种植制度”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为适应气候、土壤、水文等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而形成的农业生产体系,例如土地利用、农作物品种构成以及相应的种植方式等。所谓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同时种植对生长条件需求不同的多种农作物品种以及与之相应的种植方式。在现今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应该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大规模生产、管理和经营。但是,在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史前乃至历史时代,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却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首先,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长习性不同,对土壤、水分、阳光等生长条件的要求不同,采用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耕种土地和充分利用生长季节,由此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总值。其次,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抗灾特性不同,许多农业灾害是专一性的,仅局限在某些特定农作物品种上的,例如危害夏熟作物的杂草组合就与危害秋熟作物的不同,威胁豆类作物的病虫害一般不会侵扰谷物类作物,等等。因此,采用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三,长期采用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势必间接地开创了新的人工生态环境,为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和引进新农作物品种提供了先决条件。由此可见,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结果表现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反映出了渭河平原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灰坑H47出土藜的问题。前面多次提到,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中出土的藜种子总计多达11410粒,其中绝大多数(11380粒)都出自同一个遗迹单位中,即灰坑H47。一种植物遗存的出土数量如此巨大,出土背景又如此集中,这应该是一种人为现象,换句话讲,这些藜种子很可能是被有意识地收藏或储藏在窖穴内的。

　　在植物分类中,藜归属藜科(Chenopodiaceae)的藜属(Chenopodium),其中藜属植物包括有250余个种,分布在中国的约有20个种,其中大多数种属于杂草类植物。但是藜属植物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些种可以用做家畜饲料,有些种可以用作中草药材,还有些种人类可以食用,例如藜的嫩枝叶就是一种美味的野菜,所以又被称之为“灰菜”。然而东阳遗址灰坑H47出土的都是藜的种子,这些细小的种子对人类而言似乎没有用途。但是,分布在美洲的某些藜属植物的种子对人类却非常重要,例如,北美洲古印地安人曾将野生的伯兰德氏藜(C.berlandieri)驯化成为了栽培谷物。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古代先民也驯化出了一种栽培藜,称之为藜麦(C. quinoa),直至今日,南美洲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仍然大规模种植藜麦。伴随新大陆的被发现,藜麦还在近代被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我国北方有些地区也开始引进并种植藜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