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以上各种植物种子之外,在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样品中还出土了26个炭化的果实,大多数已残破,从果实的破损部位可清晰地看到内含的种子。(图一,16)经鉴定,这些果实属于蔷薇科的梨属(Pyrus),可能是秋子梨。一般而言,考古遗址浮选出土植物果实的概率很小,因为大多数果实在土壤中经过长期埋藏已经腐朽,但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植物果实在埋藏前经过火的烧烤成为炭化物质,也有可能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

　　综上所述,东阳遗址的文化堆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时间跨度相差数千年,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数量和组合也各不相同。从表二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五个时期中以仰韶时期和西周时期的浮选结果最为丰富,而其他三个时期的浮选结果比较贫乏,所以下面将集中分析仰韶和西周这两个时期浮选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以及所反映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变化。

　　根据出土遗迹遗物的类型学分析,以及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东阳遗址仰韶时期的文化堆积包括了仰韶文化早期末段(史家类型)和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早段,绝对年代在距今5800年前后。

　　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浮选样品数量不多,仅13份,但从中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比较丰富,计1253粒,平均每份浮选样品出土植物种子近百粒。农作物遗存包括四种禾谷类作物即粟、黍、水稻和小麦,以及一种豆类作物即大豆,合计848粒,占仰韶时期样品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8%。

　　从表三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炭化粟粒的出土数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四种农作物,出土概率的统计数值更是高达100%。这清楚地说明,在东阳遗址仰韶文化时期古代居民的日常粮食消费中,粟应该是占据第一位的。相对粟而言,炭化黍粒的出土数量并不多,但出土概率较高,达到了46%。这说明黍在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粟和黍的组合在出土农作物中占主导地位,这基本符合分布在渭河平原的其他仰韶文化时期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属于典型的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特点。

　　但是,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水稻遗存的出土数量不容忽视,在13份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143粒炭化稻米和73粒稻谷基盘,合计216粒,占仰韶时期农作物总数的25.5%。出土如此丰富的水稻遗存,这在渭河平原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并不多见。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流域地区,是中国南方稻作农业的代表性农作物。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揭示,水稻在新石器时代传播到了包括渭河平原在内的黄河中游一带。本世纪以来由于浮选法的广泛应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续不断发现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存,特别是属于龙山时代的考古遗址,凡是开展过浮选工作的几乎都出土有水稻遗存。但是,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出土水稻遗存的相对较少,即便有所发现,出土数量也是极少的。例如,近期在西安鱼化寨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出土的仰韶时期农作物遗存多达5万余粒,其中绝大多数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属于水稻遗存仅有区区5粒炭化稻米和2粒稻谷基盘,在出土农作物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然而,在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浮选结果中水稻遗存所占比重非常突出,出土数量甚至超过了炭化黍粒,仅次于炭化粟粒。

　　东阳遗址出土水稻遗存异常丰富可能与遗址所处环境的特点有关。在东阳遗址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各种遗迹现象,如房址、灰坑、灰沟、柱洞等,都集中分布在一个高突的台地上,反映出当时的遗址周边环境比较潮湿,所以人类择高而居。仰韶文化时期恰处在全新世大暖期,渭河平原地区的气候应该比现今更加温暖湿润,水源相对充足。如是,潮湿低洼的遗址微环境和湿润多雨的大暖期气候为东阳遗址仰韶时期古代先民种植水稻提供了条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东阳遗址仰韶时期浮选样品中还发现了稗。稗草的生长习性与水稻完全相同,能够在稻田中伴随水稻生长,因此成为现今最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水田杂草。集中出土在仰韶时期浮选样品中的稗草种子,从另一个侧面旁证了东阳遗址仰韶文化时期存在种植水稻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