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豆和红小豆之外,在东周浮选样品中还发现了一粒豌豆,(图一,8)豆粒较小,近圆球状,直径在3.5毫米。豌豆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后传入中国。此次在东阳遗址东周时期样品中发现的豌豆是目前在中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豌豆遗存,为探讨豌豆传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杂草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于人工生态环境的一类特殊植物。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田间杂草,经过长期进化,田间杂草已经逐渐适应了由人类耕作的农田环境,具备了栽培作物的某些生长习性,能够在农田中与人类所种植的农作物争夺生存资源,所以从人类的角度考虑,杂草是不受欢迎的、长错地方的一类植物。在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的杂草种子分别属于禾本科、藜科和蓼科。

　　在禾本科植物种子中鉴定出狗尾草(Setaira viridis)、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和稗(Echinochloa crusgalli)三种杂草种子,合计1306粒。其中狗尾草为一年生杂草,是秋熟旱田的主要杂草种类。(图一,9)马唐与狗尾草相同,也是秋熟旱田的主要杂草品种。稗是现代水稻田中危害最大的杂草,由于其生长习性与水稻完全相同,伴随水稻的生长,与水稻争水、争肥、争光,严重影响水稻的收获。值得注意的是,东阳遗址出土的稗草种子集中发现在仰韶时期浮选样品中,与水稻遗存的出土情况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应该与仰韶文化时期当地种植水稻有关联。

　　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的藜科植物被鉴定为藜,(图一,10)前面已经提到,藜是一种常见的杂草,主要危害的是夏熟作物即麦类作物的生长,属于恶性麦田杂草。同样,蓼科植物也包含有多种杂草品种,例如此次浮选出土的萹蓄(Polygonum aviculare)也是一种常见的夏收作物田杂草。

　　除了大豆、红小豆和豌豆这三种豆类作物之外,在东阳遗址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一些野生的豆科植物种子,包括野大豆(Glycinesojo)、胡枝子属(Lespedeza sp.)、草木犀属(Melilotus sp.)和黄芪(Astragalusmembranaceus)。野大豆多出自仰韶文化时期的浮选样品,种子形态特征比较一致,呈长椭圆形,豆脐窄长形,位于腹部偏上部,虽经过炭化,豆粒变形并不明显,种皮保存基本完好,(图一,11)根据新建立的鉴定标准,这些炭化豆粒的形态特征和炭化后出现的变化符合野大豆的特点。胡枝子属是一种灌木类豆科植物,叶子具有浓郁的香味,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是饲养家畜的优良饲料。草木犀属是一种草本类豆科植物,也是一种饲养家畜的饲料。黄芪的可利用价值是根部,现今仍然被人们采集食用或做中药材。

　　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的紫苏(Pe r i l l afrutescens)属于唇形科,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苏的叶也称“苏叶”,具有特异芳香,可伴生鱼片或烤肉食用;紫苏的种子也被称作“苏子”,可榨油。所以紫苏在古代曾被用作食物,但在现代主要用作中药材。水棘针(Amethystea caerulea)也属于唇形科,种子呈三棱状卵形,表面密布网状纹,出土数量较多,计1096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1%。水棘针除了可以用作中药材之外,与人类生活关系不大,东阳遗址为什么出土了大量的水棘针种子,目前不得而知。

　　牡荆(Vitex negundo)属于马鞭草科,是一种落叶灌木,枝条十分坚韧,在古代常被选作编筐篮的材料,也被用来制作妇女的发钗,称之为“荆钗”,与金属或玉石制作的发钗相比较,荆条材质简陋,故有“荆钗布裙”这一成语,用来形容妇女装束朴素。

　　铁苋菜(Acalypha australis)属于大戟科,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植株低矮,生于山坡、沟边、路旁和田野,可用作中药材。(图一,12)锦葵(Malva Sinensis)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花色鲜艳,是一种常见的观赏类植物。

　　浆果是肉果的一种,种子被三层果皮包裹,外果皮较薄,而中果皮和内果皮则肉质化,变成为多汁的果肉。现今许多水果品种都属于浆果类,例如葡萄、番茄、柿等。东阳遗址出土的葡萄属植物种子大多数出土自仰韶文化时期样品,特征明显,背面中部有一个内凹的合点,腹部有两条并列的深槽,(图一,13)但进一步鉴定到种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暂称之为葡萄属。东阳遗址出土了一粒君迁子种子,(图一,14)君迁子的果实俗称“黑枣”,在植物分类上与柿树同科同属,现今多将其作为嫁接柿树的砧木。核果也是肉果的一种,种子被三层果皮所包裹,外果皮很薄,仍被称之为“果皮”,中果皮异常发达成为可食用的“果肉”, 内果皮木质化变成了坚硬的“ 果核”。核果大多数也是水果类,例如桃、李、杏、梅、枣等,都是人类喜爱的果品。东阳遗址浮选出土了一枚枣核,短长圆形,表面布满深沟纹,(图一,15)鉴定为酸枣。酸枣又名野枣或山枣,是枣的变种,果肉虽然较薄,但味道酸甜,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果品,后被栽培成为大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