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新发现揭示:仰韶文化早期,渭河平原处在农业起源的过渡阶段,采集狩猎在当地人类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的比重日渐增强。仰韶文化中期:渭河平原完成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进入到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夏商周时期:从西亚传入的小麦在渭河平原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突然大幅度提升,种植规模扩大,在粮食消费中所占比重显著提升,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粟和黍两种小米,但已经处在了与粟同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中国历史时期的“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即将形成。

　　渭河平原介于秦岭和黄土高原之间,西至宝鸡的大散关,东至渭南的函谷关,所以又被称之为关中平原。渭河平原是渭河及其支流泾河和洛河造成的一片狭长的冲积平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气候适宜,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土壤肥沃,再加之渭河及其支流的充沛水量所提供的灌溉条件,使得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优越,自古就是中国农业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在历史时期有“八百里秦川”的美誉。

　　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出土的一件陶罐中发现了粟的遗存,说明早在距今6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期,渭河平原就已经出现了种植粟的旱作农业。近些年来一系列植物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证实,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古代旱作农业在渭河平原至少可以再向前追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初期即北首岭期。近期的植物考古分析还揭示,仰韶文化早期渭河平原仍处在从采集狩猎向旱作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即从农耕生产和采集狩猎并重的生业形态,逐步发展到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直至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即庙底沟时期,渭河平原终于进入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

　　陕西华县东阳遗址的浮选结果为进一步探讨仰韶文化之后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创造了条件。东阳遗址位于渭河平原的东部,是一处分布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文化性质复杂的考古遗址,根据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以及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数据,遗址文化堆积可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即仰韶文化早中期(半坡类型史家期末段~庙底沟期初段)、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西汉时期。由此看出,东阳遗址虽然缺少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代两个重要时期,但拥有夏商周和西汉的文化堆积,再加之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堆积,为我们探讨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和考古证据。

　　为获取植物遗存,伴随东阳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展了浮选工作。先后采集到浮选土样60份,其中以采自灰坑的样品数量最多,其次为随葬陶器内的土样,采自灰沟、房址和柱洞的样品数量较少。在各时期的文化堆积中采集到的浮选样品的数量也略有不同,其中以西周时期样品的数量最多,夏商时期样品最少,其他几个时期的样品数量相差不大。(表一)

　　采集到的浮选土样在发掘工地现场进行了浮选,采用的是水桶浮选方法,收取浮出炭化植物遗存的分样筛规格是80目(筛网孔径0.2毫米)。浮选结果在当地阴干后被送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分类、鉴定和分析。植物种属的鉴定工作由杨金刚负责完成。

　　炭化植物种子是东阳遗址浮选工作的最大收获,在60份浮选样品中出土各种炭化植物种子21374粒。经鉴定,这些植物种子分别属于26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绝大多数可以准确地鉴定到种(species),少数仅能鉴定到属(genus)。植物类别的划分标准多种多样,如果按照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程度划分,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可以分为农作物籽粒、杂草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果核四大类。(表二)

　　在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中,有一类植物种子出土数量极端异常,即藜科植物中的藜(Chenopodium album),总计多达11724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的55%。藜是一种常见的杂草类植物,主要生长于田间路边、旷野宅旁,同时也是北方地区危害较大的农田杂草,但其嫩枝叶可以食用,又被称作“灰菜”。盛产种子是包括藜在内的藜科植物的显著生物特性,大多数藜科植物在成熟后每株都能够产出成千上万粒种子,所以在中国北方地区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一般都能发现包括藜在内的藜科植物种子,而且数量一般都比较多。但是,东阳遗址出土藜种子的情况却非常特殊,除了出土数量惊人,出土背景更是异常集中,几乎全部(11380粒)出土自一个遗迹单位中,即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H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