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考古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而言,如果某一种植物遗存的出土背景异常集中,反映的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东阳遗址灰坑H47出土藜种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值得认真分析。然而,由于灰坑H47出土藜种子的数量过于庞大,占到了整个遗址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应用统计学方法进行量化分析时,势必对其他出土植物种子的数量比例关系造成严重干扰。因此,为了能够在量化统计数据上更加清楚地说明东阳遗址出土植物种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进行数量统计和量化分析过程中,我们将灰坑H47出土藜种子的数量暂时搁置,单独讨论。

　　如果不考虑灰坑H47出土的11380粒藜种子,东阳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应该是9994粒,其中以农作物为大宗,合计6935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9.6%。杂草种子合计1660粒(实际数量13040粒减去异常样品灰坑H47出土的11380粒藜种子),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6.7%。其他植物种子合计1346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3.5%。果核的数量最少,合计仅27粒,在出土植物种子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下面分别给予介绍。

　　粟的出土数量占绝对优势,各时期浮选样品出土炭化粟粒合计5450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78.6%。(图一,1)与炭化粟粒相比,炭化黍粒的出土数量很少,合计仅159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2.3%。(图一,2)粟也称谷子,黍也称糜子,二者常被合称为小米。粟和黍的农作物组合是典型的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特点,在中国北方地区各考古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中,几乎都同时出土有粟和黍,表现为粟不离黍,黍不离粟的特点。

　　东阳遗址水稻遗存的出土数量较少,(图一,3)炭化稻米和基盘合计218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3.1%。生长中的稻谷粒是通过小穗与稻穗相连接的,小穗顶端与稻谷连接的结节被称之为“小穗轴”,稻谷粒的底部与小穗轴连接的圆环部位称作“基盘”。由于小穗轴和基盘不是种子,以往我们对出土植物种子进行数量统计时一般不包含稻谷基盘的数量。但事实上每一个稻谷基盘是可以代表一粒稻谷或稻米的,所以此次将基盘也统计在稻谷遗存的出土数量中。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的水稻遗存的出土层位非常集中,几乎都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的浮选样品中。东阳遗址浮选出土炭化小麦粒的数量很突出,(图一,4)总计达942粒(其中包括了2粒小麦小穗轴),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13.6%,绝对数量的比例仅次于炭化粟粒,远高于其他农作物品种。有趣的是,小麦遗存的出土层位也相对比较集中,但与水稻遗存出土情况截然相反,绝大多数小麦遗存发现在西周时期的浮选样品中。

　　东阳遗址出土的炭化大麦粒的数量极少,(图一,5)仅发现了15粒,在出土农作物总数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历史上的和现生的大麦有很多种类,农学家们以去皮的难易将其分为皮大麦和裸大麦两类,前者也被称作草大麦或有稃大麦,后者也被称为米大麦、元麦或青稞。通过显微镜观察,东阳遗址出土的炭化大麦都是裸粒,未发现附带有残存内稃的个体,据此判断应该是以裸大麦为主。

　　出土炭化大豆共计149粒,(图一,6)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2.2%。大豆粒也是集中出自西周时期浮选样品中。近期我们曾对大豆遗存的鉴定方法开展过系统的研究,据此建立了考古出土炭化大豆粒的鉴定标准。对于考古出土大豆粒而言,最有效和准确的鉴定标准应该是种皮的形态特征以及被炭化后的变化规律,子叶(豆瓣)被炭化后所发生的变化规律也具有很强的识别性,而豆粒的尺寸大小对栽野属性的鉴别误差较大,仅具参考价值。东阳遗址出土的大豆粒因炭化而严重变形,豆皮基本都已剥落,裸露的子叶出现大小不同的蜂窝状凹坑。根据新建立的鉴定标准,东阳遗址出土的炭化大豆粒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和炭化后出现的变化符合栽培大豆的特点。

　　在西周时期浮选样品中发现了一粒红小豆,(图一,7)呈圆柱状,豆皮经烧烤已经脱落,但豆脐仍然保存,细长,上端宽,下端窄。红小豆是重要的豆类作物,被驯化的时间和地点仍在讨论中,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红小豆遗存出自日本绳纹时代中期遗址。近些年来,在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也陆续浮选出土了红小豆遗存,例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北京房山丁家洼遗址、陕西西安汉墓陶仓等。当时为了谨慎起见,这些红小豆遗存在正式报告中都曾暂时被鉴定到属,即豇豆属。现在看来,这些豇豆属豆粒应该是红小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