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样品的数量多,浮选结果也最为丰富,从17份浮选土样中出土了近两万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就包括了前面一再提到的灰坑H47出土的11380粒藜种子。如果不考虑异常样品即灰坑H47出土的藜,西周时期浮选样品出土植物种子总数应该是7894粒,平均每份浮选样品出土植物种子多达464粒,数量仍然十分惊人。出土植物种子中依然是以农作物籽粒为主,合计5487,占西周时期植物种子总数的69.5%,其中包括五种禾谷类作物即粟、黍、水稻、小麦和大麦,两种豆类作物即大豆和红小豆。

　　与仰韶时期浮选结果相同的是,西周时期农作物也是以炭化粟粒的出土数量最为突出,总计4399粒,占西周时期农作物总数的80%,出土概率统计数值高达94%。(表四)与仰韶时期浮选结果不同的是,西周时期炭化黍粒的出土数量极少,仅发现了50粒,在农作物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到1%,出土概率也不是很高。前面提到,粟和黍的组合是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但一般认为在二者之间应该是以粟为主,黍为次,以至于有学者将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直接称为“粟作农业”。20世纪以来,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展的浮选工作证实了这一看法,在绝大多数考古遗址浮选出土的秦汉以前的农作物遗存中,粟的出土数量一般都高于黍。黍俗称“黍子”或“糜子”,是所有谷类作物中抗旱能力最强的作物之一,而且耐盐碱,能够在各种土壤上种植,所以常被作为新开垦荒地的首选农作物。但是与粟相比较,黍的产量偏低,而且黍米口感独特,适宜制作小吃,做主粮不如粟。粟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口感好,可煮可蒸,而且易储藏,粟的秸秆还是一种优良的家畜饲料,称之为“谷草”。因此,在古代北方旱作农业中,虽然粟和黍同为代表性农作物,但在农耕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粟是首选,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一般以种植黍为主。东阳遗址位于渭河平原东部,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资源充足,这种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应该就是西周时期当地先民在农业生产中选择粟作为首要农作物品种的原因。

　　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中的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小麦遗存,在17份浮选样品中共出土炭化小麦粒878粒,另外还有2粒小麦穗轴,合计出土数量多达880粒,出土概率统计数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2%。从表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中,小麦不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上都是仅次于粟,远高于其他五种农作物。一般而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的尺寸越小、结构越致密,在文化堆积中长期保存和被提取的几率就越高,反之则反。小麦粒的尺寸远大于粟粒,二者体积差将近30倍,所以在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出土农作物中,小麦粒与粟粒的比值实际并不像绝对数量所显示那样悬殊,出土概率数值的差距应该更接近事实。

　　浮选结果中小麦遗存的比重如此之高,反映出小麦的种植在东阳遗址西周时期农业生产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很可能代表了公元前1046~前771年的西周时期整个渭河平原的农业生产状况。前面已经提到,起源于西亚的小麦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小麦作为一种优良的高产旱地粮食作物,传入中国后势必对北方旱作农业原有的主体粮食作物粟和黍两种小米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当地农业种植制度逐步地由单纯依赖秋熟作物向夏熟和秋熟作物并重的方向转化,农业的主粮生产也由以种植粟和黍为主转变为以种植小麦为主。东阳遗址浮选结果揭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主体农作物的转化过程是一种渐变过程,在小麦传入中国一千年后,即西周时期,渭河平原的旱作农业生产种植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小麦的种植规模大幅度提高,已经成为与粟同等重要的主体农作物之一,但尚未完全取代粟和黍两种小米。

　　与仰韶时期浮选结果截然相反是,西周时期浮选结果中的水稻遗存非常少,仅发现了2粒碎稻米,在出土农作物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前面已经提到,水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得到迅速普及,目前开展过浮选工作的龙山时代考古遗址几乎都出土有水稻遗存。然而到了夏商周时期,曾经兴盛一时的北方水稻种植开始大幅度南退,例如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诸多考古遗址中的两周时期浮选结果中,已经很难再发现水稻遗存,或仅零星发现极少量的水稻遗存,正如东阳遗址西周时期浮选结果所展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