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由于抗战的艰苦性，报馆设备遭到敌人极大破坏，报馆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用“退步的物质设备”创办进步的报纸。

　　（4）新闻从业者要改变与报纸经营者的“雇佣关系”，成为“工作同志关系”。以往，新闻工作者为了生计为老板打工，现在，新闻工作者不单单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抗战建国事业”，与报纸经营者结成工作同志关系，自发艰苦工作，共同为时代工作，为抗战服务。

　　（5）报道内容“从寡头新闻”转到“大众新闻”。报纸不再是为少数上层社会服务的工具，而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工具，要反映社会大众意识，指导大众生活，成为“大众爱戴的新闻纸”。

　　（6）新闻记者要从“旁观者的态度”转到“负责的态度”。抗争兴起后，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从“依赖国联主义”和“幻想苏联早日出兵”中解放出来，大家开始认识到，我们的最后胜利的取得，重要的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对于“抗战建国”大业，记者切不可取“超然”态度，模糊自己的立场，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引导民众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

　　（7）新闻记者要从“消极批评”转向“积极建议”的立场。范长江认为，“新闻宣传之作用，不在发泄记者个人之牢骚，而在能就各种不同的事实基础上，指出光明的前途。”“新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争取进步，一味消极批判，一方面给读者以失望的阴影，而使被批评者发生情感上的反动，反而障碍进步。”以往，新闻记者对社会上保守落后的事实，一味消极指责，现在，要转为积极建议。

　　（8）报纸功用从“单纯宣传教育”转到“组织”。范长江认为，报纸对于群众不只是宣传工具，而且是组织工具。战前，报纸没有注意这一点，也没有发挥这种功能。抗战开始后，一些好的报纸已经开始发挥组织作用，武汉的报纸发起30万封慰劳信运动，征募寒衣运动，桂林的伤兵之友运动，等等。报纸的组织作用，今后要大大加强。

　　（9）从“同情主义的国际宣传”转为“自力更生的事实揭露”。抗战发动后，新闻媒体注重国际宣传，把日寇对中国民众残暴奸淫掳掠轰炸屠杀的情形向国际宣布，以希得到国际同情，希望各国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在精神上经济上制裁日本。这种宣传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后，中国的新闻宣传不可仅仅揭露敌人的暴行，还应该宣扬我们中华民族如何在艰苦环境下克服困难打开出路的事实，在政治上如何进步，在经济上如何建设，在军事上如何有新发展，在文化上如何有办法。[35]

　　对旧有新闻观和旧有记者作风的批判和否定、对报纸“政治宣传”与“政治组织”功能的强调、对战时记者和新闻媒体时代性方向的指示，充分地反映了这个时期范长江对新闻职业与新闻工作认知的巨大变化，即对旧有新闻观的抛弃，对无产阶级新闻观的树立。简言之，此时的范长江不仅仅是一个红极一时的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士兵。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前身是1933年夏天开始的“上海记者座谈会”；1937年11月“上海记者座谈会”发展成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8年3月15日正式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更名成立会上，《大公报》的范长江、《扫荡报》的钟期森和《新华日报》的徐迈进被选为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中，徐迈进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新华日报》编辑部副主任。据徐迈进回忆，他进入“青记”是应范长江之邀、经周恩来批准的。他还说：“恩来同志经常注意我们的工作，随时找长江同志和我了解工作情况，并有所指示。”[36]范长江当时虽然在组织上还不是中******员，但是自从1937年2月访问延安并与******东“竟夜长谈”后，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他积极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就是想以此为平台，把全国青年新闻记者团结起来，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把他们尽可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时，中共对记者学会保持密切联系，政治上指导，经济上帮助。记者学会成立之初财政困难，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其捐助200元[37]，帮助“青记”渡过难关。再者，“青记”的会刊《新闻记者》前几期还专门开辟一个名为“游击队”的专栏，专门报道共产党的游击战争。这足以说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成立就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年后，作为“青记”主要负责人范长江加入共产党，更是经常性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那里请求指示，并贯彻执行之。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虽然表面上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实质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性质十分明显，它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支持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的群众组织，而且是开先河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组织。范长江所说的，学会更名“学会”，“自此奠定我们自己教育与工作的组织基础，我们将更鲜明的走上我们教育和工作的大路”。[38]这句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和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得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和教育自此步入“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