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阔新闻工作者的视野，《新闻记者》刊登了许多介绍世界各地新闻事业的文章，主要有介绍苏联、欧洲和日本的新闻事业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关于外国新闻事业总体情况的介绍，如：《苏联的新闻事业》；还介绍国外办报纸的经验，如：《苏联的报纸及其工作人员》和《编辑部的组织工作（真理报的经验）》等；还有是进行对比介绍，如：《从欧美的新闻事业说到中国的新闻事业》《中美日报简史》等。这些文章为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新闻界了解国外的报业发展状况，认清自身不足，进而汲取国外先进经验，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有从介绍新闻业的机会，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日本报人的悲哀》《严密统治下的日本新闻事业》等。

　　《新闻记者》还刊登了许多介绍国内新闻事业的文章，有《港澳的新闻事业》《华北的新闻事业》《堤岸的新闻事业》《西康的新闻事业》《西南的新闻事业》《广西的新闻事业》《皖豫鄂边的新闻事业》等，还有一些文章介绍个别地区、各个报纸发展情况，如《北战场的新闻动态》《华北的几种汉奸报纸》《失陷后平津的新闻界》《孤军奋斗的十二个月上海新闻界的战绩》等。

　　总之，《新闻记者》刊登的新闻研究的文章其内容非常全面，因此，它不但是“青记”会员自我学习的教材，也是“青记”举办讲座班所用的教材，同时有些抗日根据地新闻机构举办新闻训练班的教材。如《太岳日报》所办的“太岳新闻训练班”就采用它作培训教材。

　　此外，《新闻记者》刊登的部分文章经整理后，被收录进《战时新闻工作入门》一书，于1939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部书的篇目分为“战时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战时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学习”等几大类。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范长江还特别注重在实践中学习。范长江说，新闻教育不能脱离实践，新闻“学习不能离开工作，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学习，这种学习才不会落空”[26]。应使青年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青记，还是国新社，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小分队”式的采访活动，一个或几个老记者率领一群年轻记者奔赴一线，带进战场，以老带新，让年轻人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十分有效，一批批年轻人迅速成长，生手变熟手，新手变老手，很快便能独当一面完成采访写作任务。

　　此外，为了促进新闻记者的相互学习，青记各地分会不时举办通讯员和记者的写作比赛。有的分会还设立学术奖金。1942年10月3日“青记”延安分会开始设置“记者学术奖金”[27]，请评委从报纸上已发表的稿件中，分通讯、新闻、专论等体裁评出优胜者。评选标准是政治意义与写作技巧并重。前三期获奖作品仅限于通讯员作品，后来记者的稿件也参评。“记者学术奖学金”的举办对于促进记者通讯员之间自学互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获奖作品会被大家当成范本来进行学习，这对促进其他通讯员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必须事先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范长江政治观与新闻观的转变，二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政治性质。

　　检索范长江心路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范长江经历了从“从书本中找出路”到“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的转变。1933年年初是这一探索的转折点。范长江在1969年1月写的《我的自述》中说：“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北平天津一带，日军横行无忌。我对希腊哲学实在读不下去了。我开始感觉到，我原定的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只有先投入实际的抗日斗争，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28]当年下半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广泛接触社会，寻找国家出路，也寻找个人出路。1935年5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进行的西北采访，是他寻找出路的大事，1937年2月“撞到西安”，找到“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随后进入延安，接触******东等多位共产党高层领导，成为范长江寻找出路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在延安，与******东的“竟夜之谈”，对范长江政治思想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在解决“中国的政争”方式以及“关于和平统一后之党和军队问题”[29]上，范长江与共产党上层还有一些分歧，但是他完全接受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国家出路上找到了新的路径，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新的目标。他对中国出路的认识，突破民族生存的局限，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阶级层面来认识中国的出路。不仅如此，范长江欣然接受******东建议，放弃了留在延安“搜集资料写长篇著作”之夙愿，回到上海利用《大公报》为共产党的主张做宣传。回到上海的当天，范长江连夜写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刊发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日之《大公报》上，为参会代表和国统区民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了解中共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及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东为此亲笔致函，对范长江“深致谢意！”[30]。在此后的日子，范长江一方面与******东书面通信，继续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重要领导人频繁接触，不仅心理、情感上日益与中共亲近，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转变。1939年5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经中共中央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