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成立的“国新社”，不仅与“青记”一样，将新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而且无产阶级性质更进一步，中共这里建立了党支部，社员中有不少人是中******员，国新社成立后不久，范长江也加入了共产党。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有关范长江的研究不仅时间长，而且成果多，据有关研究者检索，从1957年至2014年1月，仅研究论文就有570余篇。这570多篇论文的内容大致分为人物研究、作品研究两大类，人物研究包含有范长江新闻思想和长江精神研究等。[1]从这个检索结果看，在这众多的有关范长江研究成果中，唯独没有范长江新闻教育研究。

　　是范长江没有新闻教育的思想与活动吗？笔者初略翻阅了一些资料，得出的是肯定的结论。范长江之子、新闻传播学者范东升先生对笔者说，据我所知，我父亲在加入共产党之后，对于开创中国新闻教育确实有重要贡献。因手头缺乏资料，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实际上，范长江不仅是加入共产党之后，而且加入共产党之前就有丰富而独特的新闻教育活动，并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教育思想。本文试图对范长江的新闻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初步探析，以弥补范长江研究在这个方面的不足。

　　范长江重视新闻人才培养不是忽发奇想，也不是凭空虚幻，而是基于现实新闻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后，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局面。抗战的怒火燃遍神州大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奋起抗战。配合军人拿起枪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威武雄姿，文人拿起笔杆，口诛笔伐形成强大抗战舆论，新闻记者更是冲锋在前。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看到勇敢的记者冒着硝烟采访的身影。范长江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他从卢沟桥到察哈尔、晋北，从苏皖战场到台儿庄前线，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在繁忙的战地采访中，他写出了一篇篇著名的报道，同时，也发现了新闻界种种与抗战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

　　战局千变万化，造成普通民众新闻欲激增，但是现有报刊太少，远远不能满足民众需要[2]，尤其是战区中军队和民众的文化食粮太过于缺乏。范长江在前线采访时，发现一般军民很难看到后方较完善的报纸。“在准河南岸的军队，有些青年军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二三月未见到报纸了。范长江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抗战一方面是物质基础，一方面是精神信念。”如果抗战军民看不到报纸，就等于与世隔绝，“他们只知道他们当前极小范围的事情，在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战争时间愈长久，战争内容愈复杂，而他们的头脑反而愈简单。”“精神上已成了野人了”[3]，这样的军队这就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因此，必须创办和出版更多的报纸供应前方。

　　范长江还看到，当时，“大多数新闻机关使用新闻记者，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学习问题。只要他们有一点编辑采访技术，能够敷衍工作，就算了事，并不要他们有多大的造就。”[4]而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战，全民的抗战建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要求新闻机构不能仅仅营利，而应该服务，为抗战大业服务，新闻记者不能仅仅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为稻粱谋的职业，而且应当当成一种事业，一种谋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事业。在抗战宣传实践中，范长江深深感到，原有的新闻工作者，无能是记者人格，还是新闻技巧都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因此必须经过重新学习来一个彻底转变，才“能担负线]。

　　关于人格提升，范长江在《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中说：“新闻记者不能作普通文化工作者看待，其影响于人心者太大，故新闻记者本身应有之训练，远比一般文化人要加强。”[6]因此，战争时期新闻记记者要特别加强人格修养。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中，范长江指出：“中国新闻事业，在平时大家并不觉得有急不可待的缺点，要大刀阔斧地来改变。”“然而，当战争紧张到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新闻工作的影响就显著了”，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新闻记者人格之健全更大”，若记者人格不健全，就会因“外力所诱惑”而“不忠实的做新闻工作”，“使国民是非颠倒，毁誉失真，丧失正确而有力之国民舆论，则难以支持战争”，“这种现象如果令其长存，则如何恶劣地影响于社会”，因此，对战时新闻工作者来说，必须把“人格问题”视为“根本的第一的信条”。记者必须牢固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作新闻记者”。[7]范长江指出，新闻记者人格“最低限度的”有两点：“第一，必须绝对忠实。我们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于新闻工作，我们绝对不能挟丝毫私人感情于新闻工作中，是非善恶，我们不能论人，只论事。第二，必须生活于自己正当工作收入中。无论如何个人不能得非工作报酬的津贴与政治军事有关之津贴，它本质上带有浓厚的毒质，最易摧残一个有希望的新闻记者的前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