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范长江对战前流行的“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了公开、明确的批判和否定，旗帜鲜明地说：“报纸是政治的工具，这一个基本的新闻学原。”他指出，在平时，社会变动不大，若干报纸还可以借灰色和黄色态度，迎合落后群众，或以第三者意味，巧立言论，取得生存。但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同生死存亡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关怀着我们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每个人都要从报纸上找到时局的真相，同时要随时参考报纸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对于战争的态度和做法。因此，不谈战争、不谈政治的报纸便不是受欢迎的好报纸。一张报纸如果不能以负责的态度，把战争有关的各种政治问题，切实的报道和指示，那这张报纸必将渐渐被读者所抛弃。[31]抗战的实践表明，任何一份报纸在实际上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不可故意避开政治。范长江说，“民族利益第一”，“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时代政治要求。任何报纸、任何记者都不能对此抱冷淡态度。报纸和记者“不怕谈政治，只怕谈得不对”[32]。范长江认为，当下的记者不是回避政治的问题，而是要站在正确立场敢于谈政治、善于谈政治。

　　其次，范长江对过去曾经流行的两种“新闻事业的理论”“超然论”和“唯言论”进行批判。在1939年写的《两年来的新闻事业》一文中，范长江说：“关于新闻事业的理论，过去有两种思想在流行。第一，是超然论，即不问政治，为新闻而新闻，自命清高。第二，是唯言论，即重在舞文弄墨，发些不切实际，无具体办法的政治文章，办报的目的，不在帮助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偏重在发抒个人的意见。”“超然派首先受到战争的打击，在抗日的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抗战与投降之间，不能超然”。“全国人民要为生存而战，他们要主张抗战的报纸，不需要超然的报纸，因此上海和香港某些自鸣超然的报纸，很快就被广大读者抛弃了。”“唯言论”是反对报纸组织功能的，而战后读者看报，不只是看新闻消遣，是急切希望了解时事问题，而且急切希望知道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战争已把大家个人利害和时局关系打成一片了。比方说要民众帮助军队抗战，那末报上就要告诉他们帮助军队的办法和举出其他地方的先例，报纸应尽可能和读者组织起来。比方目前风行全国的伤病之友运动，如果桂林那时的报纸只是发些应该援助伤病的空论，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在武汉会战时代，征募寒衣，救济难民，以及义卖等运动，都是由报纸发挥了对群众的组织性，才有这样的结果，而组织性最强的报纸，也是最能指挥群众的报纸。”在此基础上，该文明确宣称，“事实证明了，报纸不但是政治宣传工具，而且是政治组织的工具。”[33]

　　再次，范长江对过去存在于新闻界的工作作风也给予了批判和否定。1938年8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中明确指出，新闻队伍中的“苟且因循之作风”必须改变。这种“苟且因循”的作风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无限度地享受新闻记者的“工作便利”，渐渐成为“流氓主义”；一种是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思改进，渐渐发展成“庸俗主义”。记者队伍中的“流氓主义”和“庸俗主义”不仅损害记者个人人格，而且有损于记者所在报馆的声誉，乃至整个新闻界的名声。[34]因此，记者和报纸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随着时代一道前进，具备鲜明的“时代性”。

　　报纸如何才能具有“时代性”？1939年1月，范长江在《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中提出，新闻记者和报纸必须实行以下9个方面的转变：

　　（1）报纸必须改变“从附庸到独立自主的新闻立场”。过去，不少报纸寄生于租界和殖民地，现在，这些坚持抗战立场的报纸迁往内地，不在是殖民主义的附庸，必须站稳我们自己民族立场，拿出足够勇气，根据我们自己的利益说线）今后的新闻事业应该从牟利主义转到服务主义，为抗战大业服务，为抗战军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