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记者的业务能力，范长江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专门撰文《怎样发战事电讯和写战地通讯》，就战时新闻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两种最主要的报道形式战事电讯和战地通讯的重要性、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论述。

　　只有提升人格，一方面提高技能，记者具备以下7个条件，才配当一名战时新闻记者：（1）正确而坚定的政治认识；（2）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志愿；（3）刻苦耐劳的身体；（4）相当的知识修养和写作能力；（5）比较干练的组织能力；（6）相当的编辑和印刷技能；（7）最基本的社会关系[9]。

　　原有学校的新闻教育本来规模就小，加之受战争影响有的关闭，有的迁徙，人才培养更是跟不上时代的需要。那么，大批量的战时新闻记者，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呢？1938年1月28日发表的《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一文，范长江对此有充分、明确的阐述。他在该文中说：“过去新闻记者公会之组织，虽遍于全国，而其所及于新闻界之影响，自优良方面观察并不很多。盖此种含糊混沌之组织，以之代表各报之主持人，则嫌不足。以之代表广大的新闻从业员，则一般从业员无过问力量。今后应在新闻记者公会之内，奖励新闻界自动分组两会，第一为报业者协会，第二为新闻从业员协会。前者为经营报业者之结合，应与新闻指导机关合作，讨论战时新闻纸之分布，内地新闻纸之补助，报业困难之解除，与一般新闻原则之商榷等。后者为纯从业员之组织，其作用在经常讨论战时政治军事经济诸问题，请新闻指导机关随时出席报告，并随时请专家演讲，关于新闻工作技术之提高，与工作环境之改善，皆在研究之列。”新闻从业员协会应担负起对新闻记者教育与培训的责任，“定期举行讨论会，在政府补助之下，举行编辑采访等训练班，目前尤应加强战时采访之训练，一面改进旧习惯，一面加添新方法。对于一般新闻从业员之健康改进与知识修养，尤应特别注意”[10]。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年3月，范长江力主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改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使其部分地担负起新闻教育的任务。在《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一文中，对此做了明确说明。他说，“协会”这个名称对于我们教育和工作的意义表示得欠鲜明”[11]，更名为“学会”，意在突出“学”字，使学会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并指出，更名成“学会”，“自此奠定我们自己教育与工作的组织基础，我们将更鲜明的走上我们教育和工作的大路”[12]。《学会宣言》写道：“为了训练成功大批健全的新闻干部以应付将来新闻事业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起来组织，不能不赶紧以集体的力量，加强自我教育，加紧自我扶助。”[13]

　　基于同样的考虑，1938年10月，范长江奉周恩来之命创建的“国际新闻社”（国新社），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脉相承，除了是一个新闻通讯社，也是一个新闻人才培养机构，除采写新闻稿件外，也把“新闻干部之团结与教育”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范长江要求，国新社的每一个同人，要正确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做到工作与学习兼顾，再忙也不能放松学习。“只有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之下，才能保证工作的成功。”[14]

　　范长江创办新闻教育，一发不可收拾。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奉命带领一批新闻工作者进入苏北重镇淮阴，在这里重建华中新华社、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中版）出版的同时，还筹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1946年2月15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开学，范长江亲任校长，还亲自讲授《人民的报纸》。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延安大学开设新闻班，范长江受聘担任新闻班的首任班主任。[15]1949年11月，范长江在北京创办新华总社新闻训练班，后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期，为了培养造就新中国新闻事业亟需的大批新型人才，又筹划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新闻学校北京新闻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在举办新闻“普通训练班”的同时，还开办有“新闻研究班”，抽调已有一定新闻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进行新闻业务深造，以培养当时所需的更高层次的新闻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