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家来说，最大的疑问只有一个：公司是否能在不管商业收益的前提下，长期支持小规模高质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张胜誉来之前，曾经问过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一次，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第一次跟马化腾见面时，他又问了一次。

　　那次是一个晚宴结束，桌上就剩下张胜誉和马化腾两个人。他第一句话就是（虽然他坚持是随口一问）：公司做量子有多大程度是为了科技品牌？他当时很奇怪，看了我一眼，张胜誉印象深刻，他说为什么要做科技品牌？张胜誉知道很多公司只是请科学家来充充门面而已，又换了个问法，那科技品牌占百分比是多少？马化腾的回答是：百分之零。

　　2016年之后，大量的科研人员涌入了这家公司。过去每年的入职数字停留在个位，现在则以一年上百个顶尖博士的速度递增。一些博士生还在读，已经有人建立联系，等一毕业，就直接入职。跟工程人员一样，科学家也挂着工牌在深圳的几栋大楼里穿梭。原本公司的白板上只有产品的排期，现在有的写满了公式。就在产品部门的隔壁，他们没有被下达KPI的任务，甚至被定为5年不考核。

　　2016年，这家公司弥漫着一股少有的浪漫气息，汤道生发现，过去他总要为争取资源吵吵吵。现在情况变了，只要是对于人类有价值的，也是愿意去投入的。姚星反复确认刘炽平的决心十年没有结果也不怕。于是姚星组建了AI Lab，立志攻克终极难题通用人工智能。他们也真的做出一款围棋AI。毫无悬念地，腾讯围棋高手张志东、卢山和他本人，都被击败了。这成了姚星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科技公司就应该前往人类的星辰大海，他把这样的信念传递给科学家，最后让在美国的俞栋开始往返深圳和西雅图了。

　　俞栋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开始研究高精尖难题，途径之一是通过和产品合作积累场景、突破技术。环境确实很宽松，氛围也很自由。但有时候，自由似乎过了头许多产品部门长出了自己的技术团队，竞争是充分的，而合作就像不协调的齿轮，随时卡壳。他期待用公司的数据做人工智能训练，业务部门的工程师答应得好好的，但等了一年，都没能拿到数据。如今，顶尖科技人才应声而来，问题也再次浮现：腾讯的部门之间如此隔阂，科学家向业务部门的工程师拿一下数据都这么难，腾讯旧有的技术体系接得住吗？

　　腾讯前CTO、大师兄张志东退休已经五年了。他出现在滨海大厦48层的办公室里，还是早年宅男工程师形象，POLO衫的两粒扣子都没扣。退休之后，除了一度沉溺欢乐斗地主，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两周上一次乐问。乐问是腾讯内部第一大沟通平台，他担心公司上下层两个世界会割裂，就在退休前建立了乐问。

　　他发现乐问上年轻人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在这家以宽松文化著称的公司里，这里集中了最为尖锐的声音：程序员开发的代码相互都看不到。最糟糕的问题是：重复造轮子这么大的科技公司，不少新产品的开发，都要重新把最基础的技术再做一遍，没法把已有的拿来使用。两万名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投入精力，重复技术，内耗严重。

　　作为退休老干部，他只能在跟总办成员吃饭的时候旁敲侧击。他提到，正在流行的技术******，可以把大量标准化的技术拿来即用，不用每做一个产品都要从头到尾去开发技术甚至5个人就能快速做出一个APP。

　　这好比，如果手工造一辆汽车，从车轮到每个零件，都各自单独制造，就会很慢。但如果有流水线部门，给各种型号的汽车统一供应各种标准化的零件，只要有几个工人，按型号组装零件，就可以快速制造出一部新车。

　　互联网的******，就像汽车工业中为新车供应标准化零件与服务的中枢部门。有了强大的******，只要取用******给到的各种零件，就可以快速组装出一个APP。

　　但提出这意见的2016年，偏偏对腾讯来说是个极好的年份。可能是企业的宿命，效益那么好，即便我在职也推不动。他提出来的问题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