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区域城乡统筹不均衡，产业转移带来环境压力加大。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一、梯度差异鲜明，产业区域性转移特征突出，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容易带来污染转移。城乡发展和环境治理不平衡，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人居环境仍然存在“脏乱差”现象，化肥、农药、农膜等不合理使用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城市污染企业出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上山下乡”现象突出。在城乡接合部、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规划布局、污染排放不达标、手续不全的“散乱污”企业，进一步加剧农村环境问题。

　　四是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地还不够，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地市级特别是县区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绿色发展认识不高、能力不强、行动不实，工作缺乏自觉性、主动性。有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甚至干扰生态环境执法和监测。有的地方重开发轻保护问题突出，项目审批把关不严、环境问题整改不到位、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较重、环境风险较高。一些企业环保守法意识淡薄，环保创新投入和能力不足，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意愿不足，很多人既希望蓝天白云，又热衷开豪车、住大房。

　　五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社会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渗透的压力上升。我国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庞大、近水靠城，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突出，环境污染事件处于高发期。垃圾焚烧发电、PX、涉核项目等邻避效应突出，一旦处置不当，将影响社会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在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和操纵下，甚至由社会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威胁政权和制度安全。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我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明显增强，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的压力日益加大，我国履行全球环境公约的任务更加繁重。

　　总的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历史最好的时期。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率先垂范，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和政治保障。二是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内生动力。三是宏观外部条件更加有利。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不再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深入推进，为改善生态环境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四是物质、技术和人才基础更加坚实。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与积累，为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更好的、更充裕的物质、技术和人才基础，具备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手段和条件。五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红利逐步释放。随着生态环境部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组建任务落地，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加之生态文明建设多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效应更加明显，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增添了强大动力。

　　综合起来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明显大于挑战。我们应当增强信心和决心，坚持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定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确保既定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一场输不起的大仗、硬仗和苦仗。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使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在具体战略上，把握好“五个一”。一是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工作中做到坚定不移、贯穿始终、全面落实。二是压实一个政治责任，即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建合力攻坚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三是把握一个核心目标，即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明确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是各行政区域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底线和刚性要求。四是立足一个基本实际，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能力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五是形成一套策略方法，包括形成一套完备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确保监测数据“真、准、全”；形成一套严格的执法督察体系，倒逼生态环境责任落实；形成一套公开透明的环境宣传体系，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社会舆论氛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