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作为城内的主要交通设施,在战时必然成为兵员调动、物资转运的重要通道。燕下都东城发现道路三条,分别是二号、三号和四号道路。二号道路位于Ⅰ号地下夯土建筑遗迹内,南北走向,长247米,宽8.5米[1]30。三号道路宽约10米,发现有明显的路土,主要连接北城门和老姆台。四号道路位于隔墙城门处,并向北延伸,可能是老姆台通往武阳台中心建筑的主干道。西城在西城门处发现有一号道路,宽4～7米,向城外延伸约425米,向城内延伸约750米[1]21。

　　军事装备水平是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墨子·节用》云:“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3]说明军事装备在城池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燕下都发现多处制造兵器的大型作坊遗址,表明统治者对兵器制造的重视。如郎井村13号作坊遗址出土有陶镞范、铤范[4]。23号遗址出土有铁铤铜镞、弩机悬刀和铜戈等兵器,其中铜戈达108件,多数铜戈上有“匽王”铭刻[5]。燕下都出土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良。燕下都M44出土大批完整的铁兵器,有研究者对部分剑、戟、矛等进行检测,发现这些兵器的制作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6]。

　　燕国兵器精良,士卒的防御装备也较为完善,尤以甲胄最为重要。《战国策·韩策一》[7]559《史记·苏秦列传》[8]2720中均谈到“铁幕”,司马贞《史记索隐》“谓以铁为臂胫之衣”[8]2722。《周礼注疏》也有“燕近强胡,习作甲胄”[9]的记载。燕下都遗址确已发现士兵防御用的甲胄遗物,如M44出土一具铁兜鍪,由89片铁札叶组成,该铁胄无遮檐、护面,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铁铠[10]。类似的铁札叶在燕下都13、21、22号作坊遗址都有发现。1995年在燕下都遗址10号夯土基址又发现一件铁胄,由66片札叶组成,而且有遮檐和护面[11]。这些考古实物证明,至迟到战国中后期,燕国将士佩戴防护装备的现象已较为普遍。

　　燕下都城内河渠密布。一号河渠南北走向,全长6900米,河渠宽40～90米,距离东城西垣约25～60米[1]21,其功能类似于护城河,有效地保护着东城西侧的安全。二号河渠全长5700米,宽60～80米[1]21,走向较为曲折,但主体基本沿着东城北墙的内侧,增强了东城北部的防御能力,尤其是河渠经过北城门时继续向东,随后才向南注入“内湖”,可以避免出现敌人破北门后长驱直入的局面。三号河渠长4200米,宽约40米[1]21,整体流向呈“Z”形,与隔墙和东垣相配合,将以武阳台为核心的宫殿区紧紧围固起来,极大地增强了宫殿区的防御功能。

　　西周时期,周王朝国势强盛,拥有一套完备的宗法礼乐制度,也“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12]。《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13]《春秋左传正义》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14]及至东周,随着诸侯实力的增强,营国制度逐渐被破坏,诸侯国都城的规模纷纷僭越礼制规定。

　　城市的规模,意味着城市提供的战略迂回空间和兵员的规模,对于城市的防御也十分重要。燕下都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规模远超“侯伯五里”的旧制。这不仅使燕下都可以屯驻更多的士兵,储备更多的物资,而且有充足的空间来建造作坊,便于就近生产更多的兵器、战车等军用物资。同时,城市面积大意味着能承载更多的人口。蒋刚推测燕下都的人口约有29.3～35.2万人[15],如此庞大的人口为燕下都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兵员。

　　城郭制,指城市以大规模的城郭及护城壕作为城市主要防御设施的建城制度。典型城郭制的城与郭,一般呈“回”字形或接近“回”字形。非典型城郭制的城和郭则是二城并立或分置,但是小城和大城也分别具有“卫君”“守民”的功能[16]。

　　燕下都采用两城分离的非典型城郭制,由东城和西城两部分构成,两城功能差异明显,东城文化内涵丰富,发现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而西城文化遗存明显较少,防御性质突出,可能是为了屯兵和加强东城的安全而增设的具有防御性质的附郭城。两城分离是强化宫城安全的重要措施。当发生内乱时,宫城可依据自身的防御工事进行有效的抵抗;遇到外敌入侵时,西城可以作为缓冲地带,有效地迟滞敌人的进攻,为宫城的防御赢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