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琦刚加入新闻业的时候，正好是何伟在中国大为红火的时代，很多中国年轻人都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吴琦在新闻业待的这些年，几乎见证了这个行业在中国逐渐消失的过程。吴琦曾经采访过何伟，他说他写何伟的那篇文章的时候，多少带有一种嘲讽。大家都用明星一般的态度去对待何伟，但是在浪潮过去之后，很多对非虚构有兴趣的人却流向了各行各业。很多记者要不主动离开了这个行业，要不被这个行业驱逐了。吴琦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纽约客》、《格兰塔》或《巴黎评论》，这样一群作者或文化的可能性消失掉了。

　　孔亚雷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他特别同情吴琦。孔亚雷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认识很多编辑，他们做着做着编辑就慢慢感到厌倦、痛苦，甚至最后都不想读书了。读书本来是这些编辑最爱的事情，但是这个行业反过来折磨他们，使他们再也不想读书了。孔亚雷觉得这特别可怕，所以这也让他远离这个行业。在西方，这样的情况没有中国严重，因为他们始终带着一种好奇心，甚至是享受的感觉去做他们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孔亚雷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最缺的其实还是作者，而不是某本杂志。大家随时都可以出一个新的杂志，但是却缺少新的作者。在美国，对于《纽约客》和《纽约书评》而言，他们的那一批作者，变成一个核心，像原子弹一样散发出热能。这在中国就变得特别困难，当年何伟的崇拜者和模仿者们，很快就流向了别的行业。

　　所以，孔亚雷觉得，文学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问题在于，怎样把文学这种古老的，有时候看上去是迂腐的，但又是最有生命力永葆青春的东西，真正运用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孔亚雷自嘲道，很多人对他这个方案嗤之以鼻。

　　孔亚雷曾在朋友圈发了一句马拉美的话，“我以为世界可以通过更优秀的文学来拯救”。马拉美在那个时代就发表过这种感言了。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人抱怨自己的时代的问题，从马拉美到鲁迅，再到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很正常的，这说明大家有忧患意识。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家把文学这种解决方案彻底抛弃了，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文学是非常重要、古老、有用的解决方案，但大家都遗忘文学了，反过来还觉得这种想法很天真。

　　孔亚雷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成熟的标志是要有独特的语调，即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东西。其实，不管编一本杂志，还是开个面包店，都要有自己独特的语调。比如保罗·奥斯特的作品风格就很容易辨认。在中国，像王朔、余华，他们的风格性都是很强的。但是，现在大家在一些中国的文学杂志上读小说，是很难发现每个作者之间的区别的，而这个区分度很重要。

　　戴维·格兰跟何伟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区分度特别高。而《纽约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上面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纽约客》上常刊登影评人Pauline Kael的影评，她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影评人，也是头一个靠影评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么极讨厌某部电影，要么极爱某部电影，所以电影发行商对她又爱又恨。如果她说这个电影好，票房立刻就有所改变。

　　孔亚雷觉得，这才是一种健康的评论机制，因为社会里有文化权威。这是很美妙的一种信任，现在这种信任不见了。这种信任是靠作者跟读者之间的美妙关系建立，靠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建立起来，而不是靠营销、大V的宣传建立起来的。因为现在中国没有这种信任，所以孔亚雷认为，中国所有的文学奖、榜单，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反而朋友私下推荐的东西才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