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嘉靖六年（1527），颜朱军户服役已超过一个半世纪，对其中的不确定性深恶痛绝，想要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他们共同拟订了一份简明的合同，其内容迄今仍留在颜氏族谱之中。当时正在服役的朱氏族人是朱尚忠，他同意毕生服役。（合同赫然写道：“务要在伍身故。”）颜家为求放心，同意替朱家支付朱尚忠的军装盘缠， 以确保他坚持履行两家的共同义务。

　　事与愿违，该方案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嘉靖三十七年 （1558），朱尚忠自云南归来，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想要退役，并希望达成一笔交易：朱尚忠承诺，自己的直系亲属和后 代子孙会永世承担兵役，作为交换，两家人须定期支付银两。尚忠的儿子和孙子相继补伍，这将使颜家免于世代当兵，转而以金钱代役。 只要持续付钱，颜家就再也不必担心会有官吏将颜氏族人推上战场。

　　颜朱两家起草的新合同比旧合同细致得多。其条文——同样被录入族谱——不仅包括两家的族际安排，还包括颜氏自家的内部协议，即如何筹钱给付朱尚忠及其后代。近两百年前，颜家被征入伍； 而此时，颜观田的后代子孙很可能已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宗族 ”。合同明文规定，宗族中的每名男丁须逐年缴付一小笔款项，组成累积基金。准确地说，就是按丁摊派的人头费。而远在西南边疆的正军，将会定期收到来自本基金的报酬。

　　终于解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两家成员肯定如释重负。但故事尚未结束。新合同订立二十五年后，朱尚忠之孙回到家乡，抱怨酬劳太少，要求重修条款。颜家自度别无他法，不得不答应。他们提高了人头费，以应付新的、更多的军装开销。

　　颜魁槐的记述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呼吁族人凡事要 通情达理，满足朱家后人的全部要求。如果正军回来索取更多盘缠， 族人务必“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 ”。颜氏族人也许没什么机会遵行颜魁槐的嘱咐，因为半个世纪后，明朝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在军队动员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

　　颜魁槐受过良好的教育，科举及第，仕途得意。但是，他的记述不是站在学者或官僚的角度写下的。它既非哲学沉思，亦非政策分析，只是一份家族内部的文书，被录入族谱，主要供族人浏览（我们将在后文的讨论中发现，颜魁槐也意识到，有朝一日，这份内部 文书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交由判官过目）。它阐明了颜家为满足朝廷要求而做出的各项安排，并证实着这些安排的合理性。它的时间跨度逾两百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

　　像颜魁槐的记述这般，由家族成员出于自身动机撰写、继而被抄入族谱的文书，能够为本书的两个核心问题提供答案。这些文本，由普通民众写成，旨在处理、评论日常问题，或许是我们研究明代平民历史的最佳史料。在我们能找到的各种资料中，它们很可能最贴近百姓的心声。这些文本，不是从主导动员的国家 的角度，而是从被动员的民众的角度，揭露了明代军事动员的方方面面。它们诉说着生活在明代的百姓，如何一方面苦苦应对来自国家的挑战，另一方面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我撰写本书的主要动力，就是要将百姓的巧思和创意告诉读者。我将努力论证，他们的策略、实践、话语构成了一套政治互动模式。这套模 式，不仅见于士兵之中，而且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独属于有明一代，亦曾显迹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甚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也可寻见其身影。

　　给这类互动贴上“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标签，不见得错，但这是对历史的“后见之明”，有简化问题之嫌，而且将国家和社会人格化了。社会由社会行动者——个人或家庭——构成，但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大部分时候，他们既不代表社会， 也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他们甚至不会产生这类想法。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国家也非有意的，乃至协调一致的行动者。国家并不与民众互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众极少感觉到国家在和自己互动。民众的互动对象是国家的代理人：官员和胥吏。民众照章办事，造册登记，缴粮纳赋。我们可以从自身经验得知，在这类互动中，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我可以不折不扣地遵循政府官员的指示，一丝不苟、尽心尽责地登 记各种文书簿册；我也可以拒绝服从这套程序，如果对方施压，我兴许会逃之夭夭，或者干脆揭竿而起。当然，民众和国家的绝大多数互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古人来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