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个多小时的沟通，好消息传来，原来该栋楼宇的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中央空调，互不相通，符合相关居家隔离条件。事情得到圆满解决，这户韩国家庭顺利回家，所在社区及时做好了接收工作。

　　“旅客从落地检查，再到我们申报点登记信息，基本上要经过好几个小时，加上旅途的劳累，有些人员会心情烦躁，甚至发脾气，我们能理解，只能耐心地和他们解释。”杨健康表示，大部分旅客还是很配合的。

　　3个班次下来，他和组员已逐渐适应了工作节奏，“第一次脱掉防护服，人有点虚脱的感觉，现在好点了。大家也不抱怨，而是经常相互鼓励，大家团结协作、其乐融融。”

　　由于当时走得匆忙，杨健康没带够换洗衣物，3月10日，妻子特地从家里带了一些过来，放在了门卫处，夫妻俩也没见上面。“我们现在也算是‘隔离人员’不能随便进出。每天就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通个视频，看看两个孩子。”杨建康说，前期，自己报名了区里的疫情防控突击队，做好了随时上一线的准备，家人也比较支持，一时的困难，克服一下就好，“虽然比不上医务人员那么伟大，但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为疫情防控作贡献，还是很骄傲的。”

　　在这批驻点人员中，来自浦东新区区委党校的王畅，工作经历有些特别。原本她被安排的是跟车集中转送，但在首个工作日当晚，一个突发事件让她火线点，我开始站第一班岗，晚上11点左右，来了一对日本父子，他们看不懂登记表格上的中文信息，和民警手舞足蹈地比划着，民警也不太擅长外语，双方沟通出现了问题。”此时，王畅恰好在一旁目睹了一切。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她拥有专业八级的英语水平，见此情形立刻上前尝试用英语与这对日本父子交流。

　　“我询问了他们的航班信息、目的地与交通情况，还联络了前来接机的司机，问清楚了车牌号、停车地点等。”联络妥当后，这对日本父子便被转交到另一名志愿者手中，由其根据刚刚登记好的信息，将旅客陪送至私家车停车处。

　　后来王畅了解到，原来驻点人员的召集令下得很急，专业翻译人员还来不及到场。于是指挥部紧急决定，让王畅临时负责旅客信息登记点的翻译工作。几个班次下来，火线上岗的王畅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帮了不少旅客。

　　“因疫情防控需要，现在对于境外返沪人员的防疫措施较为严格，消耗的时间也比较长，这段时间，我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旅客，其中也有情绪崩溃的。”王畅感言，面对旅客的各种负面情绪，驻点工作人员会照单全收，尝试在交流中打开心扉，在相处中互相理解。

　　几名志愿者走上前去，想给予帮助，但却遭到了误解。“你们这么多人对我一个，想干什么？有意思吗？”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同为女性且年龄相仿的王畅上前一步，接过同事递来的充电宝，为她的手机充电，并安抚道：“不要急，不要急，我们现在就能回家了，登记好了咱就走。”

　　一边说着，王畅一边请该女子坐下歇息一会，没想到对方却大哭了起来。“我不能坐！我的腰在日本滑雪时受伤了，你们怎么能这样！”王畅只能陪着她站着，面对面听着她的哭诉，等待她情绪稳定下来。

　　“将心比心，我能理解她的心态，一个人负伤回国，接受检查登记的时间比航班飞行时间还要长，而且她还带了4个沉重的箱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着对方的哭诉，王畅也不禁留下了泪水，护目镜都起雾了，但是防疫工作的责任，让他们必须把工作做到位。

　　大巴调度到位，准备提前出发，王畅与同事帮着这名女子，把行李送上车，该女子也缓和了下来，一路上低着头，沉默不语。“这几天，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旅客，有哭的，有笑的，有为祖国自豪的，有批评我们不高效的……特殊时期，我们只希望旅客能够平安回家。”王畅说。

　　她被分配了跟车的岗位，要陪护搭乘大巴集中转运的旅客前往各个街镇，并与街镇工作人员妥善交接。她所在的工作小组共有8人，分成4个小分队，每班大巴由一个分队负责陪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