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投资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再加上PM2.5等环境问题，不但让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中小日企望而却步，一些老牌日企譬如东芝机械、三菱电机等也纷纷将制造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三分之二的日企集中在汽车、机械、电子等传统制造业，受困于成本的上升，日本技术加中国制造的模式风光不再。

　　还有三分之一的日企在服务业，主要是批发零售业，这个行业既受到劳动力、房地产成本的影响，还受到新兴电子商务的竞争挑战，除了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少数国际巨头，其它企业举步维艰。

　　2010年至2014年期间，围绕钓鱼岛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中日关系严重受损，几乎下降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7]。受此影响，之后三年两国之间贸易额下降，投资量缩减，出现了一个“政冷经冷”状况。

　　如果说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特征是“政冷经冷”，上一个十年则是“政冷经热”。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中日关系因为日本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受损害，在两国外交近于停滞的情况下，经济往来仍然保持增长。

　　2007年我国对日出口额比1991年翻了十倍，进口额翻了十二倍，2011年我国对日进出口总额达到历史最高3461亿美元。2005年日本对我国投资额65.3亿美元，比1991年时也翻了十二倍，2012年达到历史新高73.5亿美元。

　　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在全球安全、国家实力、经济往来、国民感情等方面都出现了不适与摩擦，其中既有历史问题，也有新问题。

　　中日经济关系虽然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也有过两次倒退，即2014年至2017年的“政冷经冷”，以及“政冷经热”之后的2006年至2010年，主要表现为日本对华投资逐年下降。

　　过去的经验显示，没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也不可能有持续成长的经济关系。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人文交流，是带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三驾马车。

　　如果说本世纪前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处于“竞争与摩擦期”，那么上个世纪二十年则是“蜜月与合作期”[10]。

　　自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与合作，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了友好交往。

　　中日经济关系，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增长。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日本一直居于各国首位，而我国则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国。

　　1991年中日贸易额为203亿美元，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的二十倍，是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四倍。1991年中国内地的日资企业有1995家、合同投资额41亿美元，是中国香港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投资体。

　　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机械、电子、汽车行业首当其冲，小松、东芝、三菱、日立、本田丰田等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

　　1978年前，小松以出口方式向我国提供工程机械，河合会长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八十年代，通过技术转让方式，协助国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与北京内燃机总厂、中铁二局等单位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九十年代开始直接投资，在山东济宁、江苏常州等地设立子公司，实现日本生产管理与中国制造的结合，应对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

　　小松的早期阶段，也是日本援华的一个代表。通过有偿的日元贷款、无偿的资金合作、技术合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援助，这类项目几乎遍布所有省份，包括著名的上海宝钢、上海浦东机场、南昆铁路、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首都机场、北京污水处理厂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日本一直是我国的最大援助国，占全世界对华援助的三分之二。1979年至2003年，日本官府援助金额累计达1072亿美元[9]。

　　再往前的半个世纪，战争的巨大创伤让两国人民至今心有余悸。沿着历史的车轮再往前，十九世纪的清末民初时期、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南宋元明时期、六至九世纪的隋唐时期、甚至更早的秦汉时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交往源远流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