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修订的《新华词典》中有这么一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现在这句话变成了网络热梗，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事实就是如此。售货员属于最好的工作之一，处于全社会的前15%高端群体。他们知悉物资供应的内部信息，直接参与财富的分配，《平凡的世界》里面，红梅的父亲千方百计把她送进供销社当售货员。由于货物短缺，人们哄抢，时常有恶性事件发生，百货商店给售货员的员工守则里特意标明：“禁止殴打顾客”。

　　那消费主义又是如何兴起的呢？古今中外，无论是中国的儒家社会，还是西方中世纪，大部分时代以提倡勤俭节约为主流，鼓励享乐消费的是异类。

　　18世纪曼德维尔写作《蜜蜂的寓言》时，首次公开提出奢侈有益于经济，“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结果社会各界一致谴责曼德维尔，连自由放任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都斥责他大逆不道、完全有害。

　　东亚发生了类似的争议，明代中后期市民经济繁荣后，一些官员主张打击奢侈风气。湛若水担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禁止百姓从聚饮酒、游嬉。万历年间江南大荒，苏州官员主张禁止游船等奢侈消费。在当局看来，旅游是不务正业，破坏大明社会风气。

　　幸好还存在富有经济头脑的人，当过布政使的学者谢肇淛指出，国家兴亡与游人、歌妓无关。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反而显示出太平气象。江南有个县的地方志支持谢肇淛的观点，奢侈不足以使天下贫穷，而节俭至多让一人一家得益。作者举例，当时消费主义文化越是浓厚的县镇，民众谋生越是容易。

　　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能认识到享乐主义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在三四百年前却是异端邪说。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

　　更进一步，认为消费不仅有益产业发展，而且促进了民主化。消费尤其是服装领域的消费，让美国人有别于欧洲。在欧洲城市散步，你从一个人的衣着打扮，就能看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平民贵族的衣服都有严格的等级分层，在美国你很难分辨得出。

　　匈牙利的政治家弗朗西斯·普尔斯基1852年在美国旅行，他感慨美国人穿得都一样。在本国，德高望重的老妇人和未婚女子穿得不一样，地主和农民穿得不一样，匈牙利农民和斯洛伐克农民穿得还是不一样。

　　南北战争前，英国人托马斯·科莱奇·格拉顿担任驻波士顿的领事，他发现美国的仆人穿得很考究，自己从英国带来的女仆也受风气影响，效仿起来。英国商人W·E·巴克斯对这种现象愤愤不平，说美国工人的打扮和职业不相称，逾越了身份等级。他说：“普通工人干的是最脏的工作，却穿着华丽发光的黑色衣服……这里的老百姓应该懂得，衣着的选择应当实用而不是为了炫耀。”

　　19世纪莎夫茨伯里七世伯爵，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消费场所必须在星期日关闭，这一天用来上教堂。伦敦工人阶级非常恼火，因为贵族不上班，随时都可以购物，而工人只有星期日一天能放松休息。

　　美国市民消费文化异常发达，商家率先创造了百货公司的经营模式。此前西方的集市上，摊贩把真正的好货藏起来，陈列在外面的都是普通商品。在家具服装等行业，店铺挂出某一家贵族的家徽，表明自己是这家贵族的制定供应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顾客要买上等货，必须经圈内人介绍，才能入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