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言必信行必果，降低企业预期成本。区分好非行政审批类业务的特征。一是授益性行政行为要么你尽可能穷尽它的范围，要么你就预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否则一定会遇到“立法者”和“执行者”打架的尴尬；二是准确判断市场阶段。当市场没有形成充分竞争的时候，政府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不可避免。比如人才这件事，中山本地产出少、层级低，就应该宽松吸引，放水养鱼，当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后，再精挑细选甚至吹毛求疵的选。

　　第三、人随事权走，降低镇区行政成本。纵向看，简政放权和权限下移是趋势；横向看，部门职能融合减少割据是趋势。既然已经明确镇区发展摊小饼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镇区行政合并又不能一步到位，不妨考虑：一是宏观事权上收，微观事权下放，市级把控政策制定权和监督权，镇区级执行具体事务；二是推动镇区部门融合，参考自然资源局的模式组建大区制的行政审批和执法部门，确保政策以最短的距离、最小的衰减传递到企业；三是市级部门负责微观事务的人员随着事权一并下放。

　　回望十八大以来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就是从扎紧制度的笼子和放宽市场的绳子入手，一方面要狠抓政府治理，另一方面要释放市场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背靠香港的大树，东莞惠州乘借深圳的东风，而中山、珠海、佛山（顺德、南海）等珠西岸城市白手兴家，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谁的卫星城市。如果想乘借来自东岸的东风，却没有在深中通道开通之前筑牢护城河，那么可能连资源交换、错位协同的谈判筹码都会失去，产业升级发展是带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没有优势产业只能被附近的城市虹吸。因此，制造业的家底不能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席位不能缺，革除积弊的勇气不能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