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升级和引进融合提升。中心城区、专业镇区和火炬区、翠亨新区分别代表了现代服务业、本地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因此需要分类施策。对本地制造业要着力推动转型升级，培育好头部企业，让我们的腰部粗壮起来；对健康医药和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要向靶向高端，这是弯道超车的储备；对服务业不妨学习也是基本从零开始的东莞，围绕工业引进培育生产性服务业，让三个板块找到融合跨界的升级点，形成有机整体互相带动发展。

　　第四、让“优质股”和“潜力股”双提升。东莞在扶持中小企业上有点撒胡椒面的意思，今年以来向286家企业发放了2976万补贴。有分析认为，企业从起步到1000万产值期间最困难也最容易夭折，对这种阶段企业的策略应该体现在直接政府扶持和降低融资难度上。而对于达到10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而言，最需要的是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因为融资上市或增资扩产而需要政府提供的系列制度安排，中山应对不同体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扶持策略，做到既抓优质的“大”也不放有潜力的“小”。

　　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兑现比承诺更重要。比如人才政策，这又是一类向企业“派红包”行为，人才政策因为弹性大，难免出现兑现问题。

　　中山将人才分为一至八层次，第一至第六层次主要通过认定产生，第五至第八层次部分通过评定产生。简单来说第一种是拿着博硕士毕业证、高级职称证就能认定然后就能获得各种津补贴，而第二种则在每年一定名额里通过积分排名产生，影响评分的因素包括学历、纳税、工作年限、发明创造等。

　　成为人才有什么好处？各个城市大同小异，比如最大头的是获得住房补贴，从10万到200万元不等，最让人才趋之若鹜的是孩子读书学位。政府若帮忙解决房子、孩子问题，那就有了安家落户、生根发芽的充分理由。

　　要认定成为人才，你得仔细研读申请认定人才资料清单，《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这些问题不大，可是“其他与申请认定成为本层次人才相关的证明材料”往往让人犯难，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某企业为其首席科学家申报第五层次人才（正高级教授），该科学家为中科院四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根据中科院文件四级研究员相当于正教授级。但因为申请人没有《职称证》让管理部门犯了难。要说没有证明吧，中科院的文件算不算？是不是只在中科院内部有效？如果说算吧，又缺少《职称证》，经不起历史的考验。那到底认还是不认？最后是申请人帮忙解决了尴尬，因为他着急安排孩子来中山读书，而只要认定为第六层次（博士）人才就能解决公办学位，所以主动提出降级认定。

　　这件事可以引发两点思考：第一、弹性大的政策应否追求刚性强的程序；第二、公平性和迫切性的价值取向。

　　深圳的“孔雀计划”是以列举的方式，不厌其烦地把他们能想到的全球知名企业、各类跨国事务所名单列举其中。也有简单列举的，比如广州黄埔区的“美玉十条”，易读好记朗朗上口，然而看其实施细则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它的体量超过100页。“大道至简”没错，但是要把大道理变成可执行的政策，后面一定是波澜壮阔的拆解，而作为“派红包”的政策要发挥惠及企业的作用，一定少不了范围足够宽广，以及规则体系足够完备两项要件。范围不宽或者边界不清，执行者和申请人都会陷入困境。

　　各地政府都说对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人才认定的规则如果需要提交《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证明》，显然是希望人才“为我所有”，这并没有问题，而最能体现“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机制则更应该加快建立。

　　第一、追随也是创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程序正义更多体现在司法领域，“放管服”才是政府革除积弊的核心。比如在促项目落地这件事上，南沙新区对项目实行“带方案出让、拿地即开工”、东莞松山湖“路条制”做法值得学习，在供地之前，相关专业部门提前介入、深度参与，确定方案，做到满足动工条件才供地，让真正想动工的项目立马能动，让“占坑不动”的项目不敢不动。当政府部门觉得程序问题是不可逾越的高山时，不妨放眼看看外面的世界，追随很可能就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