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对于“杨文干事件”的记载， 是存在让人质疑的问题的。

　　对此司马光更是直接在《资治通鉴》中有引用刘餗《隋唐嘉话》本中“人妄告东宫”之语。显然作为史学家，他也是对杨文干事件——是由太子李建成谋反而引起的一事存在怀疑的。

　　作为太子，李建成其实是法理基础上的无可置疑的继承人。在讲究嫡长子继承制的中国封建社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一直是历朝历代秉持的原则，更遑论是刚刚创建的大唐王朝，亟需确立王朝制度。

　　虽然李世民军功赫赫，麾下更有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等能臣勋将；但是李建成作为嫡长子，更作为一个善于处理内政事务的文官集团的代表，事实上他具有天然的优势。

　　另外，杨文干事件中他如果真的反叛，大可以以李世民子嗣为质，更没有必要以父亲李渊为反叛目标，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其次，作为当事人若是果真谋反，即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李建成，你会去见父亲吗？历史昭昭，李氏一族作为官宦之家，李建成自小便接受儒家教育，自然知晓谋反的后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怎么会只身前往。对于处理结果而言，如果真正是定性为谋反，唐高祖李渊也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悖逆之子的存在，更不会放弃自己对于李世民的太子承诺。

　　当然在最后，对于李世民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千古一帝，但是在对待历史记载的态度上也正是他开了皇帝篡改之始。对于记载皇帝起居、行动的典籍《起居注》，褚遂良虽然不同意修改；但是房玄龄和许敬宗则在李世民的要求下一改史学家据事直书 的原则，修改了《起居注》。

　　有了这般“劣迹”，自然也让人怀疑杨文干事件的真伪，这也极有可能乃是李世民自编自导的一场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