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三十多年，刘先生深受中日两种文化的影响，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界，他常常感觉到无形的文化“墙”的存在。在日本被当作外国来的，回到中国又被当作从国外来的。在他的眼里，所谓“墙”，不局限于建筑物的墙，还有学科之间的墙，文化交流的墙。这些墙，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的墙撤掉了会有利于畅通，有的墙则是不可或缺。

　　此外，刘先生对不少问题还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问我，为什么佛教基本上局限于东亚这个区域，即主要是在印度、中国、日本等国传播。我不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刘先生则从他的专业素养出发，认为佛教的流传与梅雨颇有关系，进而指出青藏高原北面干燥低温的气流与南边来自印度洋的温暖湿润的气流交汇，云层密布下的那篇土地就被称为“云南”；又指出“贵阳”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气候和地理特征，由此反推梅雨季节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这种生活风俗与信仰的关系。刘先生表示这个问题他目前还没办法一一提供材料予以证实，但这样想想也很是让人感动了。

　　当然，刘先生聊天最大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因此，他总是强调整体观，从全局出发。刘先生告诉我，他来日本后开始学围棋，现在还经常跟棋友一同切磋。下围棋，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说法。他还说围棋既包含数学、天文、物理、哲学和信息处理的理科要素，也跟文学、历史、经营及社会学有牵连，讲究的是“全局一盘棋”，从整体着眼，才能真正赢得棋局。所以，至今他对一位东大教授二三十年前提出的“人间圈”概念记忆犹新，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旅居日本数十年的经验使刘先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跟人对自然的认知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认知，又受到生存环境的巨大影响，他以日本八丈岛和日本本土这个更大的岛为例，指出小尺度、中尺度和大尺度的自然现象在生活方式和人类文明生成时的作用，反过来提示我们人需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进而减少灾害从自然中获益。不仅日本文化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