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发华先生1983年10月到筑波大学读研究生，由此开启旅日数十年的历程。刘先生是中山大学环境地学专业1978级本科生——中国大陆的环境科学研究开展得比较迟，北大是1972年开设环境学专业，中山大学则是1976年开设的。在中大求学期间，刘先生从课堂上了解到，日本在1960、70年代曾发生各种环境公害事件，而后有各种举措予以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激起了刘先生向学的愿望。

　　东渡之前，刘先生先在国内学了半年日语，到日本后进入筑波大学，先做了半年研修生，其间他边学日语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刘先生说，初到日本，语言还懵里懵懂，seminar的专业讨论课，日本同学发表的速度又快，他却跟不上，而一听不懂就很容易打瞌睡，这让他感到很难为情。不过，刘先生很快就克服了语言的难关。

　　在他看来，筑波大学是个特别的地方，筑波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特别之处在于，筑波是座人工城市，筑波大学学术氛围浓厚，筑波学园都市（大致相当于国内的大学城）光研究所就有50多个，现在大概有70多个了。他在筑波待了六年半，拿下理学硕士学位之后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初到日本的时候，刘先生注意到，不像国内，这里无论大单位、小单位，都看不到什么围墙。校园和外界只有一个牌子标记。民居住宅即使有围墙也很矮，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墙意味着什么？把墙拆掉会带来什么？墙是不是真的不需要？

　　在刘先生看来，日本的大学与中国大学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师生关系比较疏淡，老师不那么“管”学生，最重要的是学生自己实践自己领悟，当然碰到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请教同学、老师以及其他研究所的人。当时的学术气氛很浓，学术思想也很自由很活跃。学科之间的墙也不高。学地质的学生如果对医学感兴趣了，就改学医。文科的毕业生对理科感兴趣了，照样可以考理科的研究生，没学过的科目就自学，需要做实验，就利用学校里的设施。大气专业的学生同样可以从事包括水文的水循环研究。从事地质研究的学生，也可以运用气象的研究手法。至于大气海洋，相互作用更是平常。跨学科的研究并不稀罕，研究学习气氛十分活跃。这对刘先生后来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认为环境科学不只是一个单一学科，实际上它涉及方方面面，至少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等，气象、水文、地质等方面的东西都要懂，而且要处理好局部和宏观的关联，这就需要建立整体观，而不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

　　1980年代，日本大学校园里这种学术自由的氛围，和踏踏实实的作风，造就了许多原创的成果，大大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所以进入21世纪后，日本能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出现了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诺贝尔奖的获奖内容并不是现在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都是1980年代奠定的基础。与当时相比，目前的学风急于求成，学术现状令人担心。

　　1990年，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刘先生进入东京一家民营公司工作。那时候，留在日本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家公司当时叫CRC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是日本最早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之一，在科学技术计算方面颇有特色。刘先生初进公司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希望在气象预报方面能继续攻关，提供准确度更高的气象预报。他说，如果能把气温预报准确度提高上去，就有可能节约能源——有了准确的天气预报，电力公司有时间根据需求量来调控电力的分配和生产，从而降低资源损耗，优化能源配置。开发出来的数值预报系统后来应用于大气污染物扩散解析、原子能防灾、城市热岛效应模拟，以及风力发电选址和发电量预报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刘先生说在用数值模式计算一区域时，为了节省计算机资源，需要设定有限的计算范围，这样就需要在模式中建立一个“围墙”（也就是设置边界），然后对边界的计算值加以处理，以减少人为设定的边界所带来的影响。把一道存在的“墙”处理得像没有的一样。墙的功能，能帮助数值模拟的实现，达到计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