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城市人口“红线”是如何得出的？李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人口容量主要依据水土资源、能源供应等资源综合承载力计算得出。这同样符合“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每座城市的人口极限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自身的制约因素。

　　以上海为例，水资源短缺限制了其人口承载力。虽然上海濒临长江与东海，水系十分发达，但限于环境污染和地面沉降等原因，是全国36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可利用的淡水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人均水资源量分别是全国和世界人均值的40%、10%。

　　基于现有技术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在短期内无法克服，但城市规划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可进一步扩大人口容量。

　　位于日本东京闹市区内的六本木新城，正是在有限条件下通过合理规划释放城市容量的案例。这是一座集办公、住宅、商业设施等为一身的建筑综合体，建筑间与屋顶上大面积的园林景观，在拥挤的东京都成为重要的绿化空间，已成为旧城改造、城市综合体的代表项目。

　　“六本木新城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但依旧做到了保证生活质量，实现人地协调。”李健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人口极限实际上是一个弹性概念。一座城市在理论上能容纳多少人，在学术界亦有争论。

　　因此，虽然面积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垫底，深圳未来的人口潜力仍为多位受访专家看好。李健指出，所谓的行政区划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的，比如深圳在与汕尾共建深汕特别合作区。

　　“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非常成功。未来，深圳也会越来越成熟。就像东京过去提出的‘成熟社会’概念，一个成熟社会不可能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未来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都要跟上。”李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