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承办的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不少高校校长和专家一起敞开心扉，谈经验、聊困惑，而很多困惑也是当下高校面临的共性问题。

　　高校如何兼顾个性化需求和大班额的两难？地方高校如何走出特色发展之路？创新人才究竟该怎样“冒”出来？校长和专家有自己的见解。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援引数据指出，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3.3%上升到48.1%。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已经有3833万人，正加速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迈进。

　　与此同时，围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学生、家长对教育也有新的需求：个性化发展、小班化教学，一些高校因此试点书院制等模式助力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材。然而这个时候，一个矛盾出现了：生师比降不下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对此深有感触，“大国办大教育”，这个“大”，可能首先体现在大班额上。“在很多高校，生师比超过20:1，而发达国家大学平均为11:1。”

　　这似乎成了一个难题。邬大光用了一个实例说明此事的难度：“某省高校在校生平均2.5万人，如果对标国际一流大学的生师比，该省想要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任务，还需要再建14所大学。”

　　大班额能不能教出好学生？他借用北大老校长丁石孙的事例说明这个问题，“丁老1954年开始给北大本科生上课，当届240个本科生。他教大课，同时还给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开小灶，还要答疑。这样的情况下，四年下来，他教出了七个院士，两个火箭卫星的总设计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大班一样出人才？今天我国大学基本都是大班授课，专业规模大，校均规模大，这是中国国情，是我们现阶段发展的特殊性。”邬大光说。

　　“什么是扎根中国大地建世界一流大学？用今天大学的现实发展水平来结合我国国情，扎根大地就要在这些基础上探索发展路径。”邬大光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走出特色发展的道路。“精英和普及并不矛盾，这是发展的必经过程。一些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以尝试小班化、个性化教学，一些应用型、教学型大学可以不为此所限，相关评价方式也不应该相同”。

　　早在1928年，我国高校还在学习欧美办大学经验的时候，时任南开校长张伯苓以“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土货化办学经验”，为当时的南开大学蹚出一条道路。今天，在“双一流”建设的征途中，校长们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地方重点建设大学的特色发展之路应该如何走？

　　地方大学，尤其是地方重点建设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然而有的地方大学却面临着资源支撑不足、后续发展乏力的问题，满足不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该如何整合发展、走出自己的特色，是校长们必须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兰州文理学院校长郑伟强认为，“首要任务是为国家战略服务。我们学校的定位是服务粮食行业，学校财经专业是主打，重点服务国家粮食储备安全。”

　　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杨建新则认为，首要任务是“找定位”，“我们是一个多科性的大学，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研究型大学，现在我们在校生2.5万人，研究生已经超过1万人，我们有这个定位就要坚定不移往前推。”

　　“第二个是树目标，我觉得这个目标不一定要高大上，而是要适合学校发展。第三就是强中抓强，发展自己的长处，而不是去补短板。”杨建新说。

　　山西大学副校长程芳琴表示，她是带着困惑来的。从1902年建校开始，山西大学和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几所大学一样，走的是向欧美大学学习的路。“当时，学校教职工中一半是欧美留学归来的，一半来自本土。”之后，又经历了学科建设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阶段，山西大学的法学学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人文社会重点学科并入北京大学。100多年过去了，今天走上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征程，程芳琴发现，他们还面临“搞科研和一流大学之路是否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