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5亩试验田里种了400个品种，每个品种100株水稻，每一株上的稻穗长势也不同，为了试验需要，胡忠孝和同事需要一穗一穗地收割，并做好标记，整理归档。在又冷又湿的高原上，胡忠孝和同事两人弯着腰整整忙碌了2天，才完成抢收……

　　前些年，每逢过年回家，胡忠孝都要带些自己最新培育的种子免费送给老家人种，“一方面看看种子在山区表现如何，一方面也为乡亲们带点成果回去。”胡忠孝说。如今，村子里种水稻的人越来越少，胡忠孝正琢磨着培育出一种更高效、更节俭的稻种，“让水稻种植不用投入那么多劳动力，也不用那么多肥料、药物，减少种植污染，还乡村一片绿水青山。”

　　“袁老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梦，那也是我的梦想。”胡忠孝说，“中国的农民养活着14亿人口，我们有责任替帮助中国的农民做点事，做袁老梦想的践行者。”

　　袁隆平对高产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尽管如今第三代杂交水稻已突破亩产1000公斤大关，他仍不满足。今年6月，杂交水稻中心的大院里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冲刺每公顷18吨（亩产1200公斤）产量。

　　杂交水稻的抗病性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在杂交水稻中心，80后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都是研究稻瘟病的好手。

　　一片片玻璃培养皿里，棕黑色的菌株正在培养基上生长。这些看着差不多的菌株，在38岁的邢俊杰和他带领的研发团队眼中，却截然不同。“引发稻瘟病的真菌，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内常常呈现不同的遗传背景。我们想尽可能多地收集湖南境内的稻瘟病菌株，将其分门别类，明确各地区有效抗性基因，从而指导品种合理布局；同时开展稻瘟病抗性室内评价研究，以实现对水稻新品种抗性的快速鉴定。”邢俊杰说。

　　2012年，邢俊杰开始了湖南省稻瘟病菌研究工作，这对于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来说，并非易事。“那时候稻瘟病菌研究设施基本没有，菌株的样本也一份都没有。”邢俊杰说，为此，他“厚着脸皮”给湖南省内各地的植保站挨个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留意收集菌株样本。就这样，2012年以来，邢俊杰的团队已经收集了湖南省各地菌株3000多份。未来，这个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菌株数据库，将成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稻瘟病的重要基础。

　　“人们都知道杂交水稻高产，但影响高产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用分子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直接为育种服务的偏应用研究相比，今年35岁的吕启明副研究员的研究更为基础，“育种实践总比基础研究跑得快，但其背后机理并未完全弄清楚。我们希望能够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杂交水稻有优势，并找到杂种优势的某些因子，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育种实践。”

　　“比如，现在育种工作者做杂交水稻配组，常常要配上万个组合，工作量非常大。”吕启明说，而假如在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中找到影响高产的共同因子，然后建立模型，“育种工作者今后就可以大大减少配组，提高效率。”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口感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米质研究因此也成了杂交水稻热门研究课题。今年32岁的助理研究员柏斌，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米质，首先要搞清楚影响米质的因素、指标。”柏斌说，为此，每新出一批品种，他都要对稻米的长度、重量、透明度、晶体结构、直链淀粉比等数十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田间选育。如今，高产又优质的杂交水稻良种逐步推向市场，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欢迎。

　　在过去的几十年，杂交水稻解决了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未来，杂交水稻研究该向何处走？近年来，也曾有人质疑，杂交水稻研究是否还要对高产孜孜以求，是否更应重质而非量？

　　“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吴俊对袁隆平的高产情结有自己的理解，“把水稻的各个方面性状都做到极致。这是应有的态度。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坚持追求超高产目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