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讨得些许的清静，以了却我早就有的一个夙愿倾吐我和家人对大哥大嫂的感恩之情。

　　我的家乡原本在商州，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是一个比较清贫的人家：父亲是乡村教师，工资一直很低，尽管全家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父母仍希望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上学读书，长大后能有所作为。可是，不幸却接踵而来：1962年高中毕业的大哥，正遇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连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也放了长假，大哥上大学的梦想更是成了泡影。家里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

　　由于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乡村教书，我们也大都年幼，大哥便自然分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给家里赚钱，大哥甚至赶着年节期间乡村演戏摆起香烟小摊。偏巧这期间，我最小的妹妹不幸夭折。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时，我跟着父亲念书，每次我和父亲回家，小妹一看见我们，就蹒跚着迎上来，我或父亲便喜爱地亲她、背她、抱她，家里顿时便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可是有一天，母亲突然背着小妹步行20多里的山路，来到父亲任教的村小学，说小妹喉咙长了一个疮，本想就能抗过去的，谁知几天光景竟严重起来，她不得不来找父亲，到区上的大医院给小妹治病。当时，小妹那种抢着要饭吃的情景至今仍令人难忘：每当饭时，小妹总是到锅台上抓碗，或拿上一块儿馍，狠狠地吞吃，结果却不能下咽，就着急地哭叫，母亲便将小妹搂在怀里流泪。尽管父母连续求医，还是没有挽留住小妹的生命。

　　那时，连在外工作的人日子都过得很苦，父亲和同事常常以汤菜充饥，街市上物价飞涨，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农村，我家的日子更是难以为计。1964年，大哥便与母亲和姐妹五人迁居到千里之外的凤县，我的户口虽然与家人一同迁出，但仍跟着父亲在商州老家读书。不久，大哥成了家，我中学毕业参军。从此，家庭的重担便几乎全部压在了大哥大嫂身上。真是祸不单行。正当我在部队服役期间，母亲又患了大病，不得不到省城去治疗，在数月的治疗中，自然又是大哥在操劳。为了治好母亲的病，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父亲和大哥不得不卖掉商州老家仅留的几间房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凤县的文化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公社象大哥这样的高中毕业生也是凤毛麟角，我家迁到凤县不久，大哥就当了大队会计，而且完全有机会为自已谋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安顿自己的人生。可是，他却为了这个家，留在了艰苦的农村，却千方百计让我参军，让我的姐姐和大妹先后参加了工作，还供着另一个小妹上学。五年的军营生活结束后，我回到凤县，经历了我人生中艰难的一段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大哥又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按说那时我完全能够替家里分担负担，可大哥却总是呵护着我，就是进山打柴，也尽量不让我去，生怕我有个什么闪失。后来，便与我一起在附近的地方教我如何做捆柴的“腰子”，怎样防止风险，又常常指点我如何做事处人。不久，我成了家，又是他给我盘炕垒灶，还常来我生活的窑洞关照。1975年末，我进了工厂。当时，我的儿子刚刚满月，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岳母便从商州前来照料我的妻儿。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叫“高岩”的半坡上，吃水要到半里外的坡下去挑，大哥便对我说：“你放心地走吧，担水有我哩。”如今，大哥所在的村虽己告别了窑洞，几乎家家户户住进了宽畅时兴的楼房瓦舍，但每每回村，望着我曾经居住过的那孔文物一般的窑洞，我的眼前仍不时显现着大哥操劳的身影。

　　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大哥大嫂对父母所尽的孝道。进工厂还不到一年，我又为妻子谋到了一份教师工作。从此，我的小家便告别了山村生活。不久后，父亲退休来到母亲和大哥大嫂生活的村子，度过了一段相对清静的生活。八十年代后期，我和妻子又调到县上工作，我当了小县广播电台的编采，妻子仍然任教。己近中年的我，经历了颇多的坎坷，自然十分珍惜自己的岗位，终日忙于采访写稿，虽然时不时地挤出下乡采访路过和部分节假日看望父母，或让妻子带着儿子与父母和大哥大嫂一家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日常照料父母的仍然是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大哥大嫂。这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和许多农民一样，大哥家不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能够赚钱的甜椒等产品，还发展了苹果园，一年四季没黑没明地忙。随着父母年事的增高，赡养二老的担子与日加重。先是严重的气管咽、血管硬化等老年病使年逾古稀的父亲常年卧床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