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萍萍)少年时，我和父母生活在郊区大院，进一趟城，往返要搭乘近5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即便这样，每年，他们都要找一天带我去城里的公园见识见识。那时，逛公园算得上是家里的一件大事，提前几天，母亲就开始准备出门的物品，父亲开始借相机、准备胶卷。

　　我对公园有限的记忆大都印在了照片上，它们整齐地贴在相薄里我一会儿搂着妈妈的脖子、一会儿坐在爸爸的腿上;有时咧着嘴笑，有时拉着脸刚哭过的样子;照片中不是骑在丑陋的熊猫玩具上，就是坐在假山、湖边之类的风景里。大概，每家的相册里都少不了这样一张在公园里拍的照片吧。

　　换成今日的眼光，郊外的生活比城市不知惬意多少倍。但那时，公园就和百货商场一样，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精致、先进、文明的城市生活的想象，甚至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展示的窗口”。

　　1974年，罗兰巴尔特一行6人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华参观访问，他在《中国行日记》里记录了5月1日游览北京中山公园的见闻：

　　除了罗兰巴尔特一行，当天还有来自柬埔寨、缅甸、刚果、墨西哥、日本等国的外宾受邀参加了“五一”游园活动。《人民日报》刊登了相关的报道，“节日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公园里悬挂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巨幅标语。50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园联欢”

　　这些碎片般的文字，为我们拼凑出当时北京城市生活的一角，中山公园便成为这段曲折而缓慢的城市发展的见证。

　　1914年10月， 在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的积极推动下，与故宫仅一墙之隔的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为中山公园)对大众开放，这是北京市政建设史上第一次为市民提供公共空间，开放首日吸引了“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榛、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蹀躞柏林丛莽中。”(《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公园”在当时的北京乃至中国都是一个新兴的名词，设在中央公园里的茶座更成为城中时髦的去处。前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物理学专家夏元，语言学家汪怡，还有钱玄同、傅斯年、林徽因、张恨水都是茶座的常客。他们有的喜独自一人仰天而坐，也有人喜欢天南海北、高谈阔论。

　　常去的人们，大半都彼此相识，那些天天去的，甚至得有“公园董事”的雅号。而作为中央公园真正的董事，朱启钤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遭遇了种种非议，但他一直按着最初招募启事上所写的理想去实践他有关现代城市公园的理念“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内俗”。

　　北京中山公园的前身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上海中山公园的前身是英国商人1914年建成的私家花园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国以“中山”命名的公园多达260多个。加拿大温哥华市也有一座中山公园，建成于1986年，牌匾上的4个字是宋庆龄亲笔所题，而造园所用的材料大多从中国采购。这座中山公园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2011年全球最佳都市花园。

　　人类从自然走向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堡垒、庙宇、市场、花园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过程。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仅仅是城市的一种配置，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是实现都市理想的一种机制。它萌芽于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推动下，逐渐清晰起来。它具有“市民阶级的解放运动”的“启蒙主义”的一面，促进和提高民众教养;它的浪漫主义又寄希望于将“教育”融入“自然”。

　　这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启蒙性、教育性，来自于18世纪末的哲学、美学、造园学者希尔施菲尔德。在他看来，“在城市，至少应当有一个或者数个大型广场，那里是民众在愉悦或者痛苦的时候都可以去聚会攀谈的地方，各个阶层的人，一方面可以学到教养、低调，谦虚的态度;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和善的友情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在那里还可以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或去享受广阔的天空和自然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