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随着「富士康印度大扩张」的消息传出，「××要跑了」的传言迅即缠上了富士康，并激起了舆论对「润字诀」的敏感。在网上，类似标题俯仰可见。

　　在此期间，不少国内外媒体都报道，刘扬伟敲定了跟印度的新投资项目——富士康计划在印度信息科技重镇卡纳塔克邦投资7亿美元，兴建新工厂。

　　2，建新厂：在被誉为「印度硅谷」的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等地新建代工厂，用来生产iPhone等电子设备。

　　公开报道显示，刘扬伟在和印度总理莫迪、印度电子信息化部部长会谈时，还讨论了印度政府希望在2026年打造3000亿美元电子制造和半导体产值的目标。

　　3月6日，与卡纳塔克邦相邻的特伦甘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发布新闻稿称，刘扬伟在致函中赞扬了当地「友好的工业发展生态系统」，确认鸿海将在该邦建立电子制造工厂，并寻求支持以使新工厂尽快投产。

　　同日彭博社报道，刘扬伟在致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的信中，确认了在该邦建立新工厂的意向，但没有保证将建造一座工厂，也没有提到投资金额。

　　自2月21日起，他对富士康郑州园区展开了为期4天的巡厂视察——这是他任鸿海董事长以来首次造访这处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

　　他在跟河南省、郑州市党政一把手见面时，明确表示，在鸿海集团3+3的转型升级策略中，河南都具有极大发展优势，会在河南持续投入、长足发展。

　　在2月27日，鸿海还代子公司发布公告，称已花1.97亿元人民币取得郑州综合保税区约19.5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将用以建设智能仓储。

　　这些天，网上传出富士康深圳厂区已通知劳务中介准备清退临时工、鼓励正式工请假、拆除流水线日，富士康相关负责人对财联社回应称，这是不实消息，目前深圳园区运转正常。

　　从Chain的概念理解，产业链外迁是被更具竞争优势的邻居抢走，中国在零和博弈中成失意者；但从Catenary角度理解，在中国重构更具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更稳定的实业投资过程中，部分低端制造业和高熵值资本因成本因素流出，是正常情形。

　　后者总想在现实生态审思中启人深思，它往往连着对复杂政治环境的审视、对民粹舆论环境的反思、对更优营商环境的期冀。

　　一方面，中国供应链有强大韧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物流、关税、市场、劳动力质量、基础设施等，仍是没法说取代就立马取代的。

　　旧金山供应链公司Fictiv的CEO达夫埃文斯曾说过，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基础设施能够每天制造60万支手机。马斯克大概深以为然。

　　正因如此，这两年，在现实因素考量下，许多跨国企业的产业链转移，仍在「中国+1（China Plus One）」的范畴内，「1」并非主要生产地，而是中国之外的补充。

　　不是所有的外企流出，都是「China Plus One」，也有的确实是「De-Sinicization（去中国化）」——这才是舆论常说的「润」。

　　耐克将产线迁至越南；东芝关闭了在中国24个城市的33家工厂与研发机构，将研发机构与精密零组件生产搬回日本，组装业务等全部转往越南……都是例子。

　　前不久，政治学学者施展教授在《中国经济的冰火两重天》里指出，网上流传的很多关于中国外贸困境的文章，如简单渲染「2022上半年东盟出口上涨多少，2022下半年中国出口下降多少」的，是落入了将数据剥离于参照系的误区。

　　注：2022年中国外贸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8769亿美元，远高于2021年的4628亿、2020年的3586亿，是全球第二大顺差国德国的10倍多。

　　在他看来，供应链的转移不像资本的转移那样，可以迅速完成，它需要相当长的周期，若干年内，转移仍然不是个实际的问题。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生产国。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加息将全球消费热度打下来，这样一来，中国商品的「外循环」之路会碰上需求不旺的壁。

　　如《经济学人》智库全球贸易主管Nick Marro就表示，供应链多元化问题相当复杂，大家总是在谈论它，但人们最后往往会发现供应链迁移很难实现。

　　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估计，将苹果10%的产能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可能需要8年时间——注意了，这还只是10%。

　　前些天有消息称春节期间外贸订单下降了40%，这跟官宣的「外贸平稳开局」无疑不在一条线上。但外需走弱，的确是现实。

　　商务部方面就表示，「进入2023年，全球经贸形势变得极其严峻，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去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已经转变为当前的外需走弱、订单下降。」

　　慢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放缓甚至回撤——《经济学人》之前就撰文称，「全球化已失去势头」，世界进入「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阶段。

　　大拆解，说的是全球化原有的底层相互依赖信赖基础正遭到拆除——按社会学家孙立平的定义，大拆解的主脉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与价值观。

　　这两年，拜登政府确实在有意淡化「脱钩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之前曾表示，美中两国需要实现「再挂钩」和「持久共存」。这并不是说美方要改变对华供应链依赖的战略意图，只是说它调整了产业回流的既有目标。

　　一如国际关系学者马雪概括的：美国在供应链中技术含量较低、商品化程度较高、偏重成本导向性的领域并不寻求对华切断联系，而在技术水平更高、易生网络安全等风险领域转向「可信供应商」。

　　要是看综合成本，苹果没理由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跨国公司坟场」印度——尤其是在IBM、通用、谷歌、福特、华为、小米们接连碰了一鼻子灰后。

　　出现「50%良品率」「劳动骚乱」等乱象和面临政策多变等风险的印度，哪有出现缺人危机后可以发起「富士康保卫战」、让基层干部进厂支援的河南香？

　　更别提，印度的组件自给率跟中国没法比——印度产的iPhone中，仅有约15%的关键器件和物料可以在当地完成采购。

　　可苹果还是去了。印度商务部长今年1月曝出，苹果公司计划将苹果在印度生产的iPhone份额从5%提升至25%。

　　毫无疑问，我们得留住太多的供应链——就算产业跨国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常见趋势，也要尽可能减少「非经济全球化因素」带来的产业转移。

　　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富士康会不会跑了」之争的层面，尽力去留住富士康，做大跟富士康们互信与依赖的底盘。

　　富士康们若有不足，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说具体问题，但不要动辄扣「血汗工厂」的帽子，或嚷着「少个代工厂有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