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锐，侄女王景懿，女儿李怡丹及李艳青本人，先后进入海关工作。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一家三代四口人，在海关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海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父亲从云南师范学院毕业后，放弃了留校工作的机会，他先后在河口、畹町、盈江工作，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家乡腾冲。

　　在我的印象里，手电筒、雨鞋，是父亲工作的标配。我很小的时候常听他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那个年代，很多模糊的记忆已经被时间冲淡，

　　那时正值“下海”经商热潮，很多“走夷方”的进出口商人在极边之城腾冲汇聚，为这个边陲小镇带来了财富和机遇。

　　父亲经常早出晚归。早上半梦半醒间，他总是轻轻地拍拍我便出门了。晚上吃饭前，家门前凹凸的石板路被暴雨冲刷得锃亮，汪着的一滩滩水洼接满了盈盈月光，我站在清冷的街上，

　　我的女儿常说，她有一个“十五天的妈妈”。其他小朋友可以天天见到自己的妈妈，她和她的妈妈十五天才能见一次。我在口岸工作的时候，女儿就在家画画、唱歌、数数，数一数还有多少天我能回家。

　　作为关里为数不多的女同志，我和大家一起，奋战在口岸通关一线。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上了边关追梦之路。

　　驻点条件很艰苦，口岸宿舍里不通水电。“收工”以后，我喜欢坐在广袤的坝子上遥望山的那边，那也是家的方向。天黑以后，寂寥空旷的货场只有风在啸叫，叫得人心里发慌。

　　女儿还没出生前，我的侄女经常被人误以为是我的女儿。在我眼里，她确实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因为她爸爸工作忙，侄女从小就由我带。她仿佛是我的另一件“小棉袄”。

　　侄女小时候，我去接她放学回家，在路上，侄女紧紧拉着我的手，凑近我悄悄地说：“小姨，我以后也要穿你那样的制服。”

　　品学兼优的侄女高考后，选择进入关校学习，毕业后，进入海关工作，如愿穿上了和我一样的制服。她把从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海关工作结合起来，我的第二件“小棉袄”长大了。

　　眼看着咿呀学语的女儿好像一夜间就长大了。小时候，她常指着照片问我：“为什么爷爷的肩章和妈妈的不一样？”我告诉她：“因为爷爷的是老式肩章。”她仰着小小的脑袋告诉我以后她要戴新肩章。现在，她肩膀上戴上了新肩章，也扛起了作为海关年轻干部的使命和担当。

　　女儿大学毕业后，加入到海关队伍。她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里茁壮成长。沧海桑田，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奋斗，海关也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从父亲到我，从我到侄女、女儿，海关精神在传承和延续中愈发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