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与中国“最美的书”等书籍评选赛事广受关注与欢迎，笔者认为这些赛事在专业评审与公众阅读体验之间架设起沟通桥梁的举措尚未达到理想效果，在深入分析其缘由的基础上提出“世界最美的书”等赛事应突破既有圈层的喜好，引导设计者通过设计提升书籍的文化品质，让广大读者对纸书之美有可触之感与共情之力。

　　纸质书籍的物质文化属性，使其得以在物质性实存与文化性承载的双重维度中交融递进并开拓疆域。美术学界关于艺术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触觉性”讨论以及建筑学界关于五感体验的建筑实践研究，对阅读设计均有一定借鉴意义。

　　正如在绘画中触发形体、肌质、材料的通感，以及在建筑设计中融入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纸书设计的“可触性”体验也是基于物质形态与视觉材料的迭加。日本书籍设计师祖父江慎善于在书籍设计中运用通感，他认为书籍本身有比图文信息更加丰富的内容需要表达与传播，比如文字与空间的互构、书籍形态与使用场景的适配都可通过五感体验的迭增来完成。

　　祖父江慎曾为自己极为喜爱的夏目漱石经典小说《少爷》设计过多个适用于不同阅读场景与目的的版本。此外，一些设计师还通过结构的探索来拓展空间体验上的触觉，而这样的尝试和探索以立体书为典型，如获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度童书荣誉的大型立体书《打开故宫》便通过丰富的立体结构来呈现故宫的建筑空间与历史文化知识，通过阅读时对空间的通感来折射纸质书籍的人文之光。

　　书籍的“可触性”与具体的图书翻阅体验紧密相关，而阅读既依托于书籍本身的物质材料与印刷工艺，又与图书内容信息的策划、编排与创意呈现紧密联结。因此，设计师可以利用纸张的厚薄程度、各种结构的架设方式、开本的体量与轻重、油墨的光泽度与触嗅味觉、烫印工艺的质感（亮、暗、滑、涩）等进行创意设计，使书籍具有更为突出的“可触性”美感，从而使读者获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

　　由书籍设计师曲闵民、蒋茜希设计的中国画家王牧羽的作品集《水：王牧羽作品集》获评2022年度“世界最美的书”。在此书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将水的意象与观感融入整体装帧构思之中：首先，该书采用中国传统经折装，以延绵不断的册页与水图营造出流畅的阅读体验；其次，该书整体的绿色函套采用边缘模切工艺，切出能够象征水纹的形状，使整件作品蕴含行云流水的东方审美意象。由此可见，书籍的“可触性”阅读审美也可以从物质体验的维度转换到精神文化的向度，评委们所青睐的不只是水之主题图书的具身性阅读观感，更是关于水的艺术与东方人文精神相交融的综合审美体验。

　　如若书籍具有可触的阅读体验，就意味着书籍创作者、设计者与阅读受众之间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共情。艺术接受活动引起共情的深度与广度通常也反映了书籍设计的传播效果。然而，要使创作和设计层面的个性、艺术性与接受层面的共识、共情形成联结，两者之间如何在阅读设计中实现转化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世界最美的书”等评奖活动作为书籍设计的风向标，其本身体现的是组织方与国际同行专家们对于书籍设计在专业性与规范性、艺术化与个性化等层面所达成的共识，大众的审美、需求等在其中往往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因此，“世界最美的书”等书籍赛事在专业评审与公众阅读体验之间架设起沟通桥梁的举措尚未达到理想效果。

　　近年来，在书籍设计行业中深受欢迎的艺术家手制书或艺术书便体现出与大众读者较难建立联系的状况。个性与艺术性是艺术家进行创作的重要指标，以艺术家手制书和艺术书为典型。与手制书有所交叉的“艺术书”是艺术创作者以书为载体进行创作表达的一种形式，其同样由于艺术家的个性表达与内容题材的偏门而难以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然而，从“世界最美的书”评奖结果来看，主办方也期望提升公众阅读层面对于艺术的共情倾向。

　　艺术家作品集是内容与形式交相辉映的典型体现，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往往更容易出彩，可以视为国际书籍评奖在“个性—艺术性”与“共性—商业性”的价值天平两端所做的弥合性尝试。近年来，这类书籍在“世界最美的书”获奖中所占比重较大，但这类书籍的市场受众和印量较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度并不高，却能够在“世界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最美的书”评审者对此类书籍存在一定的偏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世界最美的书”等评奖赛事停留于艺术爱好者圈层内部审美的局限问题。

　　以商业出版为目标的一类书籍与艺术家作品集等小众书籍不同，其往往面临着很多不容忽视的制约条件，比如成本、工艺与制作周期等。所以，如何在大众的需求与设计者或者“世界最美的书”专家评委的审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设计出既能满足大众的阅读体验又能体现个性与艺术性的、文质兼美的书籍，其实是比较艰难的。但笔者以为，纸质书籍作为一种具有物质文化内涵和“可触性”审美的文化形式，应该被认真地设计和制作，而“世界最美的书”等书籍设计赛事也应该在实现上述“平衡”上承担引导和引领的责任。

　　但是，“世界最美的书”等书籍评选活动显然并未有效地发挥这种引导和引领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类书籍评奖活动虽然在引领书籍设计的发展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长期受专业圈层内部审美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另一方面，就这些赛事本身的宣传展示力度来看，其远远不能抵达大众。

　　因此，“世界最美的书”等评审活动应肩负使设计突破既有圈层的使命，为书籍设计的专业性与价值评判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理解、宣传与推广，从而提升读者的审美知觉与共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