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保6这一话题，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久违的大讨论。12月18日下午，社科院世经所组织召开的研讨会上，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恒大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等多位经济学家围绕保“6”展开了和而不同但立场鲜明的争辩，余永定就有关问题作了回应。

　　继新京报12月11日刊发的《保“6”之辩》专题后，新京报梳理此次会议争辩的话题，并针对外界关注的问题做了补充采访，试图再次通过争鸣与思辨努力寻求中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路。

　　对政府而言，在制定执行逆周期调节时，确实面临不少制约因素。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还有相当大的政策调控空间，但实际上，过去十年中连续三轮的刺激已经把政策空间用掉了绝大部分。

　　从经常项目盈余看，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变得很小，如果要刺激，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逆差，只有两种办法弥补：消耗外汇储备或增加外债，但实际上这两个办法都已经用上了。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接近3万亿元的红线了，我们既要扩张，又要守住红线，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外债。但中资企业的美元债已经从2014年的2000多亿美元上升到了将近9000亿美元。此外，投资回报率大幅降低是约束信贷扩张的另一重要因素。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还在下行，潜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经在6以下。政府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放在制定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位置。在执行宽松政策的同时需真正推动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减缓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

　　当前经济形势下，不能把正常的逆周期调节等同于放水刺激，也不能把逆周期调节同改革对立起来。“保6”不是保某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保信心和预期。这就需要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同发力，且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从短期经济形势看，在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且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可以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3万亿”，支持减税和基建。此外，要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2019年中国政府推出了2万亿元减税降费计划，预计全年减税规模将达到2.3万亿元。但减税效果有待加强，因为减增值税可能存在两个问题：减增值税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但并不能减少单个企业的成本，增值税的减少并不能直接改善企业的利润；同时，减增值税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减税的利益被上游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拿走较多。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的形势是通缩而非通胀，猪价上行更多是供给不足导致的，而非总需求过热，不应掣肘货币政策。该降准降准，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贷款中的比重。

　　从需求不足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应该实行扩张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后来的四万亿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以提振总需求。根据模型分析，如果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相对衰退，那么价格下降；而如果是总供给不足导致，则价格应该上升。我们过去10年现实中主要面临的是通缩压力而非通胀压力，这说明我们主要问题在于总需求的不足，而且实际产出应该低于自然产出，否则四万亿等一系列扩张性刺激政策应该带来通胀而不是通缩。我们更不应该在需要扩张性政策时反而执行紧缩性的顺周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