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其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为中国的政治传播指明了方向。军事电影直接以国家武装力量为表现对象，天然具有树立中华民族自信、凝聚国家认同的作用，是很好的政治传播途径，但长期缺乏突破。近年来，以《战狼》（2015）、《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空天猎》（2017）、《红海行动》（2018）为代表的新军事电影崭露头角，对政治传播的主体格局、叙事模式和大众接收效果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以党和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政治传播结构，逐渐呈现“由政党主体主导、社会主体补充”的演变趋势。2015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首次将文化领域纳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的推广范围，昭示着这种演变的可行性。

　　而新时代的新军事电影在实践层面上提供了范例。《战狼》等一系列电影集中采用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即片方在国家有关部门（或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拍摄、审核，过审后再由商业公司（有时也包括指导方机构）出品和发行。如《战狼2》获得了南京军区支持，由原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出品；《红海行动》获得了中国海军支持，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

　　这种“官民合作”的模式有效激发了电影活力。此前，“主旋律”重大题材的拍摄资质要求很高，规模较小的民间商业公司几乎无缘介入。新军事电影打破了这种惯例，“主旋律”电影开始通过民间商业公司进行运作，由多家公司联合出品。例如《战狼2》有8亿元票房保底、14家出品方、7家发行方，其中有国企也有私企，资本的积极性被很好地调动了起来，充足的资金也确保了影片的质量。

　　新军事电影正方兴未艾。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电影管理部门发生了变化，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这昭示着电影在软实力构建的体系中将更加重要，更为国家所重视。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将有更多不同层次的力量被电影事业凝聚起来，进一步促进“由政党主体主导、社会主体补充”的政治传播主体格局成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等论述，这些论述给新军事电影的表现内容提供了指引。现代化的表现内容应有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与之匹配，电影的类型化发展是一条可取之路。一部电影可以被看作两个对话：与现实的对话和与以前所有艺术作品的对话。新时代的新军事电影一边与现代化军队对话，一边借鉴类型化经验，同时吸取以往“主旋律”电影的经验，进行新的叙事探索。

　　一是情节设置。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Louis Giannetti）认为，最经久不衰的类型片往往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形势。它们大多数是作为善与恶的寓言开始的。这几部新军事电影都采用了简单明了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公式化的故事情节。事件被置于国际背景下，讲述中国军人对内守卫祖国人民、对外进行国际救助和反恐斗争的故事。与以往的军事电影相比，军人跨国执行危险任务是选材和内容上的新突破，也是国家实力和国际观的能指：中国不仅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名誉，而且有实力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人民的可靠朋友。

　　二是人物塑造。中国的“超级英雄”诞生了，《战狼》和《战狼2》的特种兵冷锋、《湄公河行动》的缉毒特警高刚、《空天猎》的空军精英吴迪，都是置死地而后生的“超级英雄”。以冷锋为例，作为集体的象征，他体现着当代中国人爱憎分明、勇敢坚毅、自尊自强、有人情味的特点，也体现着中国军人忠于祖国、热爱人民、集体至上、舍生忘死的特质。作为个体的符号，他则有失去理性、违反纪律的戏剧化表现。作为政治的隐喻，他将五星红旗套在胳膊上得以平安穿过交战区，收养黑人孩子，拯救非洲人民，与坏人搏斗，这些叙事或隐喻着中国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或塑造着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独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