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有什么依据，我比较认同“二野”老兵们的一个说法是：刘邓不可分，刘邓之间加不进一个“顿号”。

　　“进军大西南”的时候，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任副主席，

　　邓小平当时就说：“贺老总的名字里就有一条龙，是在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一条龙，刘司令员属龙，毛主席赞他是‘神龙下凡’，我比刘司令员小一轮，也属龙。”

　　刘伯承是誉满天下的“川中名将”，南昌起义的时候，刘伯承是“参谋团”的参谋长，红军时期，刘伯承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

　　那个时候，刘伯承一度被霸道、任性?的李德顾问?“撸”掉了总参谋长职务，等毛主席恢复了话语权之后，毛主席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足智多谋的刘伯承官?复原职。

　　刘伯承与邓小平初次相识于1931年，邓小平当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初次在开会时相见的?时候?，刘伯承就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印象。

　　由于平常不在一起工作，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印象不太深，直到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之后，刘伯承才注意到了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的邓小平。

　　因为张浩病重回延安休养，邓小平调任129师政委，从那个时候开始，刘伯承与邓小平正式成为了“搭档”。

　　从此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与邓小平前后共事长达13年，在血雨腥风中，两个人合作融洽、优势互补，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党、我军涌现出了几对着名的“搭档”，比如“朱毛”、“陈粟”、“林罗”、“陈谢”。

　　相比之下，除了“朱毛”之外，“刘、邓”这对“搭档”的合作时间最长，彼此之间的“磨合”也最彻底，关系更融洽。

　　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许多战将都这样形容两位首长之间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刘”和“邓”两个字之间就没有一个“顿号”。

　　熟悉刘邓首长的同志们都知道，这是两位首长工作时的“常态”，谁在什么时候当“主角”，谁在什么时候当“配角”，根本不需要商量、讨论。

　　作为军事主官，刘伯承司令员的讲话干脆利落，他用三言两语简单阐明了决策依据，然后就向各部队一一布置了具体任务。

　　朋友们有没有一种体会，每当召开会议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么一位（或几位）“招人嫌”的领导，他们在会议上喋喋不休，说得都是套话、官话、空话、重复的话。

　　所以，邓政委没有重复强调刘司令员的命令，他的补充发言简明扼要，拢共只有几?句话：“无条件服从战略要求，克服一切困难；严守党的政策，严明军纪！”

　　曾经与“刘邓”配合多年的老参谋长李达将军说：“刘邓配合天衣无缝，小平同志只管大事，只要刘司令员在，什么作战计划、军事部署，细节问题小平?同志一概不管”。

　　大家都知道，与旧军队相比，人民军队强调“党指挥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委员都有最后的决定权。

　　《亮剑》中的李云龙脾气暴躁、桀骜不驯，在新政委赵刚到任之前，李云龙跟前几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军政首长之间的配合是个“大学问”，如何做到“和谐”、步调一致，考验的是当事者的素质和气度，还有?一些?技巧?和?方法?。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配合堪称“楷模”，李达将军说：“在一些大事上，刘邓首长有时候也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够通过商量达成一致。”

　　周总理曾经这样评价过“刘邓”，周总理说，“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

　　“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这?是?两种?风格迥异的工作方法，“举重若轻”谈何容易，“举轻若重”也绝非易事。

　　“举重若轻”者，必须有大开大合的气度、洞若观火的敏锐和拨云见日的真功夫，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顺应大势、把握大局；

　　“举重若轻”贵在“抓大放小”，既要看准方向、抓住重点，“四两拨千斤”，又不能当“开脱手车、当甩手掌柜”；

　　“举轻若重”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它?贵在看得透、理得清，需要?有过人的耐力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既要拿捏好分寸、掌握好火候，又不能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样的错误。

　　“刘邓”搭档，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长处，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他们把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周总理曾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

　　1942年，日军对八路军129师及其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为了打破被动局面，“刘邓”一度兵分两路，各自为战。

　　邓政委率部出发当日，刘伯承师长一直牵挂着邓小平政委的安危，每隔一段时间，刘伯承师长就会向作战科、机要科询问邓政委所在的位置。

　　机要员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电报码，刘伯承师长站在机要员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译电纸上的每一个字。

　　看完邓政委安全已经通过白晋线的电报，刘伯承师长才长吁一口气说：“邓政委平安无事，我也可以去睡一会儿了”。

　　1947年12月上旬，“刘邓”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按照计划，刘伯承司令员将率领主力部队北上。

　　在此之前，“刘邓”两位首长已经聊了好几天，分兵后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类似问题他们都仔细研究过，也都设想好了预案。

　　刘伯承翻身上马，一面走，一面吩咐身边的参谋人员：“记住，必须按约定的时间与邓政委取得联系，邓政委那里有任何情况都要向我报告。”

　　此后每一天早晨，刘伯承司令员每天早上都会首先询问邓政委的消息，每次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政委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敌情有没有变化？

　　每次遇到艰难抉择的时候，邓小平政委都会坚定地与刘伯承司令员站在一起，与刘伯承司令员同挑重担、共担责任。

　　久而久之，全军官兵不再把“刘邓”区分开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刘邓”就是一个人，刘司令员的命令就是“刘邓”的命令，邓政委的指示就是“刘邓”的指示。

　　接到会议通知之后，正在外地疗养的刘伯承元帅立即赶回北京参加会议，因为眼疾复发，刘伯承元帅刚到北京就住进了医院。

　　为了保护刘伯承元帅，邓小平向毛主席建议道：“伯承同志今年66岁了，身体又有病，能不能不要参加会议了？”

　　可是，向来顾全大局的刘帅谢绝了小平同志的好意，7月10日那天，他执意来到怀仁堂，并在两名护士的搀扶下艰难地走上了主席台。

　　看到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刘帅，台下1000多个将军全体起立，向他们尊敬的刘伯承元帅敬礼、致敬。

　　在大会检讨中，刘伯承把许多问题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让台下的将军们感慨万千，许多将军伤心落泪。

　　此后，小平同志在多个场合谈到这次会议，1980年国庆节前夕，小平同志公开表示：“‘反教条主义’是有失误的，伯承同志是有委屈的，他不应该受到那样的批评。”

　　小平同志还说：“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说，那个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没有伯承同志，我这个政委担不起那样的重担。”

　　小平同志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中央领导人，他向刘伯承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久久凝视着这个可敬的老战友、老搭档。

　　“刘邓”是两个伟大人物的结合体，他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刘邓”之间加不进一个“顿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