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是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在这支部队中，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即“刘邓之间加不进一个顿号”。

　　自1938年调任129师政委以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并肩战斗长达13年，他们虽然年龄相差了12岁，性格、经历、看事情的观点和角度都有所不同，但两人却成为了彼此最亲密的战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搭档指挥作战，虽然偶尔也有意见不合，但两人都不固执己见，十分团结。就这样，在合作的13年间，刘伯承主要负责指挥，邓小平负责谋略。

　　在两人天衣无缝的指挥下，刘邓大军先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

　　1947年12月上旬，为在大别山立足，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的战略。分别当天，邓小平冒雪送别，尽管两人早已就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作了讨论研究，但那天，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并肩走了好久好久，始终不肯道别。

　　在刘、邓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两位首长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钦佩。只要是邓小平决定的事情，刘伯承十分尊重，并要求下面的同志照办。同样，对于刘伯承制定的作战计划、命令等，邓小平也不会过问，他很放得开手。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向中央主动申请辞去自己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职务，去创办军事院校。刘伯承曾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有丰富的治校育才经验。

　　1958年，刘伯承被卷入“教条主席风波”，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下，心理和精神压力巨大，他也因眼疾再次住进了医院。

　　期间，刘伯承原本要在会议上做“检讨”，但邓小平得知情况后，直言“让他好好休息，可以不来，表个态就行”。

　　后来，邓小平在对人的处理上十分慎重，并依旧尊重刘伯承，在他的建议下，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得以保留。

　　1959年1月，刘伯承被调往北京，出任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在很多人眼中，这个职位就是个虚职，但刘伯承有着不同的看法。

　　任职期间，刘伯承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小到一名普通战士负荷的减轻，大到尖端武器的研制，刘伯承在展开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一份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资料。

　　1966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也彻底赋闲在家。但他却始终关注着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情况。

　　进入七十年代后，刘伯承的身体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他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期间，周总理曾三次来到医院探望他，指示医护人员一定要照顾好他。然而，由于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尽管医护人员进行治疗，但也只能长期卧床养病。

　　1975年，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来到医院探望刘伯承元帅，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刘帅，华国锋心中满是心疼和敬佩，他紧紧握着老帅的手，问道：“刘帅，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刘伯承听后，用力回握住了华国锋的手，虽然声音有些虚弱，但却很清晰地传入了华国锋的耳朵里：“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是我死了，一定要让小平同志为我主持追悼会，否则就把我葬在荒郊野地就行了。”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追悼会当天，邓小平带着一大家子来到了现场。他站在刘伯承的遗体前，接连鞠了三次躬，然后便站在原地，沉默着，但现场的人已经感受到了他身上浓浓的悲伤。